据沪上多家媒体报道，8月27日，上海警方在集中整治时发现一名74岁的拾荒老汉。经查实，老汉为原上海圆珠笔芯厂退休职工，有十几万工资未领，在宁波还有套动迁房。天下掉下的意外惊喜，让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也让媒体记者来了灵感，8月29日，有报纸以《74岁拾荒汉忽然“中产”》为题，对此事作详细报道，一同为老人欣喜。

拾荒汉生存不易，年老拾荒更是年景凄凉，现在不但有了钱，还有了房，真是天底下不能再有的好事。然而，回头一想，拾荒者有了钱有了房，就从此变成“中产阶级”的一员了？如果老汉赶得上潮流，谁去这么一问，他肯定会回答：“我那完全是‘被中产’了！”

说拾荒老汉“中产”，虽然只是一个形容，背后却是我们对“中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甚至误解。“中产”看似讲的是经济概念，好像任何人只要达到多少年收入，就可以进入这一阶层，其实不那么简单，“中产”更多地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概念。

即使单以经济水平而言，只有收入也是不够的。同样的收入，有不同的负担。比如，一个人年收入10万，不算少，够中产了。但要是已婚，但妻子不工作、没收入，还有个孩子，患有重病，家乡还有老父母甚至祖父母需要照顾，一年下来，刚刚对付。这样的人士花起钱来，同业已习惯一分钱掰两半用的老人一样，抖抖索索，物质生活上完全称不上“体面”。同他说，已到“中产”，会不会也给你一个“被中产”的回答？

如果老汉有了钱，有了房子，仍然认为自己是“被中产”的，这绝对会让一些城市白领，更有理由觉得自己“被中产”。年收入还是10万，不过那是夫妻加在一起所得，有孩子、没病，各自家里也不需要汇款，那该算中产了吧。可是，一买房，按揭了，每月扣掉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小日子照样过得紧巴巴，看着好东西心痒痒的就是不敢买，这样的“中产”当不当有什么区别？

像那个老汉一样，有钱有房，年薪10万，现金买房，六亲全无，没有负担，总该“中产”了吧。可是冷不丁一场大病，奖金津贴全部没有了，工资也只剩下一小部分，医疗账单却如雪片似的飞来，没几天，积蓄全用光。这样的日子不用说没法过，光担心这样的日子来临，就让人再“中产”也不会有真正“中产”的心情。

实际上，“中产”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数量概念，更是鲜活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的概念。收入水平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也不在于确保各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还要确保在付款时对价格的“不敏感”，确保今天的付款不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打折扣。

在发达国家，相比较高的阶层，“中产”该有的都有了，差距在于档次，而不在有无。同样的住房，较高阶层住的是两个或三个室内车位的近郊别墅，“ 中产”可能住的更远些，车位只有一个室内的，另一个在室外，但也是别墅。开的车可能牌子不一样，新潮程度不一样，排量不一样。一样可以去旅游，但国家远近不同，季节旺淡不同，飞机舱位不同。如此等等。

因为需要基本都得到满足，体面也全都有了，所以，才有“中产”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才有“橄榄型社会的稳定性”之类同“中产”相联系的社会效应。中国古人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用在“中产”身上，先要保证，他们拥有的确实是“恒产”：按揭可以，但不能太高；家乡老人有低保、医保和灾荒救济，不用他们倾囊而出；即使大病降临，也有各种保障支撑他们不失基本体面。

体面的物质生活有了，内心安稳，不用焦虑自己的未来，自然没有了改变自己处境的冲动，也没了改变现存秩序的动机，“中产”因此变得保守，变得倾向于维持现状，变得愿意为维持现状和改善现状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西方国家的阶层分析框架内，“中产”这个阶层通常被视为主流道德的倡导和践行者，时尚审美的消费者，社会潮流的参与者，以及大选投票的主体人群。所有这一切既需要经济收入作前提，更需要在经济收入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的配套。像拾荒老汉那样的经济状况忽然改变，改变不了一个人的阶层属性，好心而且不无调侃的老汉“中产”的说法，因此成为某种尴尬。

当然，老汉不会尴尬，因为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因为别人把他“中产”了而欣喜，有钱有房足矣，管他“中产”不“中产”。真正尴尬的是一些白领，一向以“中产”自诩，到头来却发现只是“被中产”了一把。到底是被人忽悠了，还是被自己忽悠了，这种忽悠到底是有意的自我安慰，还是因为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没有搞清楚概念的幼稚，只有自己反思了。如果说，出一群暴发户，30年已证明足够了，出一个贵族，三代还不够，那么，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中产”阶层，又需要多长时间？等着瞧吧。(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