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4年出生在北平,1948年离开北平。直到1974年，我才第一次回国。“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无论在哪里，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命脉，祖国是支撑我的根。

　　1966年，我赴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在那里我讲授中国古典诗歌。我对于杜甫的《秋兴》有特别的感情。“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每当我在海外讲到这句，常常不知不觉就会热泪盈眶。我自己也写过一首诗，有两句，“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

　　1977年我第二次回国。到了杜甫曾游历的长安，写了《纪游绝句十二首》，其中一首“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鄂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用异邦语言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毕竟有所隔膜，只能翻译大意，诗词的神韵、语言的微妙之处，都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一直想回国讲学。

　　1978年改革开放，我终于投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信。

　　那是温哥华暮春的黄昏，家门前的树林之上，落日熔金，倦鸟归巢。我穿过树林走到马路那一边的邮筒，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春光即将长逝，向晚的光景唤起了我对年华老去的伤感。当时我吟写了两首绝句：“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金色的余晖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华虽美，也终将飘零；而我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究竟何日才能实现呢？

　　没想到我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大专院校刚恢复招生，教师的收入也很低，南开大学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但我愿意自费回来教学，包括往来机票等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我写的一首诗可以表明我的心境：“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那一年，我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讲课。

　　1991年，我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6年，我在海外募得蔡章阁先生所捐助的资金，修建了研究所办公大楼，我还为研究所捐出10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活动基金。诗词是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切的情感表露，这种思想和情感比大道理更重要。我希望中国古典文化薪火相传。

　　1999年国庆，我受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宴会和庆祝大会。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国家经历过很多灾难，有今天的发展和地位真是非常不容易。抗战时我正读初中，每天听到国土寸寸失落，那种心情是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

　　10年过去了，如果今天让我谈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经过60年的发展，国内的物质已经比较富足，但贫富悬殊、城乡差异等问题需要补足，精神家园的构建和净化不能再被忽视。

　　曾经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家电视台邀请他去做讲座，并声称如果3分钟还不能逗大家笑，讲座就有问题了。这意味忽视传递精神力量，鼓励恶俗地添油加醋。这方面媒体应该负起责任。（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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