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一直在加拿大的赖昌星终于打破沉默，表示可以考虑回国，但“有条件”。对于他能不能、愿不愿被遣返，这些年翻来覆去，人们多也谈得腻味了，如果说还有一点点兴趣，无非在于这个“条件”能不能谈，能不能给。

　　认罪协商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是可以接受、可以成立的条文，一些久拖不决的积案也的确在这种机制下得到妥善解决，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避免了大量法律资源和税款的靡费。赖昌星案已拖了10年，于公于私，于情于法，久拖下去都不是什么好事，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大前提下，对赖昌星做做工作，谈谈“条件”，促使其早日归国、归案，当然是值得考虑的选项。

　　既然是动员，是协商，那自然要许以“好处”，讲讲“条件”也是很正常的。说到底，赖昌星并非善男信女，而是其同案犯大多已受到严厉处置的惊弓之鸟，目前呆在中国司法机器鞭长莫及的异国他乡，要说服他回来，仅凭空口白话，显然是行不通的。和他谈“条件”，是协商的必要前提，也是协商获得成果的途径之一。

　　然而“条件”固然可以商量，应该商量，却必须始终遵循一条绝不容商量的底线——法律的严肃性。

　　赖昌星并非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他自大陆逃至香港，又从中国香港举家逃到加拿大，利用加拿大司法体系的漏洞，一待就是10年，其性质是负案在身，畏罪潜逃，惧怕严惩，不敢归案，这一点，即使赖昌星本人，也是并不讳言的。

　　动员赖昌星自动接受遣返，是为了贯彻法律的精神，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了结一桩迄未了结的久积悬案。“赖昌星回国”是其接受法律制裁的开始，而并非事件的结束。

　　如果所谓的“谈条件”，只是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对嫌犯可能采取的、有助于案件进程的举措，给予一定的从宽处理和照顾，那么这种“条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可以商量的”；但倘若这个所谓的“条件”，超出了法律的允许，就很难得到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人们之所以希望看到赖昌星被遣返的那一天，其根本目的，是希望他受到法律不纵不枉的公正处理，而这一“公道”因赖昌星本人的逃亡及长期滞留，已迟到了许多年。如果赖昌星的遣返，是以对其“法外开恩”为“条件”所作的交换的结果，那么这样的遣返，又能剩下多少意义？如果讲这样的“条件”，不仅亵渎了法律的尊严，而且很容易给人一种暗示，即只要有钱、有“路子”，可以在法网即将罩到头顶之前及时脱身，就可以利用身处法网之外的便利，跟严肃的法律谈“条件”、讨价还价，这样做，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藐视。

　　据称，赖昌星本人十分关注国内媒体，关注任何有关他本人命运的讯息，有关方面理应毫不含糊地传递给他这样一条讯息:条件可以协商，法律不容打折。（陶短房 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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