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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农民工不愿外出”是有力的维权

　　近期，中国沿海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出“用工荒”。“用工荒”的直接促因是订单增多，因为企业订单多为短期订单，不少打工者不敢贸然前往，还有打工者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企业遇到困难，首先就是大量裁员，牺牲农民工的利益，这些做法伤了许多人的心。这些人回家后，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再出来。(《中国青年报》9月17日)

　　“用工荒”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形势好转的标志。但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这个时候显然是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从“订单荒”到“用工荒”的突然转变，企业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农民工“不敢贸然前往”的心理障碍，更是“不愿外出”这样越发强烈而直接的权利抗争。

　　“不愿外出”不是矫情，不是发泄，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考虑。去年的“订单荒”人们还记忆犹新，农民工群体成了金融危机最大的牺牲品。尤令人不堪的是，金融危机也引发了企业的道德危机。据了解，去年广东省因工厂主欠薪逃匿引发的30人以上员工上访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1%。而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企业的薪酬水平相比中西部也无优势可言。风险大，待遇低，加之恶劣的工作环境，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直接降低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可预期收益，也使得沿海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不再甘心“招人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在多次“受伤”之后越发变得成熟和理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质上就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换来的。显然，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永远无度挥霍下去。可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文化却并没有同步成长，血汗工厂大量存在，劳动者维权依然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思维亟待转变。譬如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去年曾建议，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这在现在看来，像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可怕的共识。

　　指望企业的良心发现，指望法律法规的健全，指望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不是不可以，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因而，农民工正以一种最有力的方式向资本说“不”，那就是不出去打工。

　　只有在这个时候，农民工的价值才能得到彰显，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工的诉求才能得到重视，农民工才能获得劳资博弈的主动权，倒逼企业和地方政府反思：诸如劳动力市场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很好的例子可以借鉴，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进展？再如薪酬水平，这么多年过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实力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还停留在千儿八百的低水平线上？（吴龙贵）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