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号称“人间天堂”，住在其中的人是有福的，住在其中而又有些资财的人，恐怕更是有福。只是有福这件事从来都是相对而言。比如说苏州有个叫做嘉湖阁的楼盘，2002年销售的时候比之苏州市的房价高上三倍，号称是当年的顶级豪宅。但后来开发商把网球场拆了盖楼、儿童乐园变成了工地、面向湖水的视野里有了两座高塔之后，该小区的业主就开始了维权的历程。历经数年之后，期间数十家媒体报道，甚至爆出法官是开发商律师的学生、开发商伪造公文之类的丑闻，但最终还是败诉。

败诉也就罢了，大不了到高等法院进行申诉而做最后一搏。但奇怪的是，最近该小区业主发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份维权申诉书，一份被张冠李戴回复成“上访来信”处理《通知书》，另一份下落不明。更有甚者，有些业主甚至收获了来自各自供职机构的压力，要让他们在一份和解的文件上签字。

申诉变成上访，恐怕其间的落差之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申诉是正当的法律程序与手续，而上访是一种非常规的司法救济。后者基本上是正常途径走不通之后才采取的措施，甚至我们夸张一点来说，那就相当于滚钉板、告御状，效果如何且先不谈，就是这种还没有走完正常司法程序就被归为特殊司法救济渠道当中的做法，大致就相当于把活人推入太平间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都是买得起高档小区的人，他们的生活与烦恼与我等何干？或许我们可以回忆几年前茅于轼先生被诟病的一句话：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当时这句话被包括海外学者薛涌在内的很多人所攻击，其大意都是再说，你干啥为富人说话？他们其实都具有所有的能力，你给他们说话就是媚富。

几乎所有批评茅于轼先生的人都在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过程，那就是相对来说能够有些资产的人，由于他们有东西可以被剥夺，所以更容易被盯上。但只有通过为他们争取到合法保证自己权益的时候，才能让一个社会保护个人权益成为共识。空喊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固然是好事，但没有经过具体的实例，如何能够建立起合法的保障？而在我们这种财富刚刚起步的阶段，只有这些有产者的实例才具有实践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中，这种所谓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他们的合法权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谁能说本身就具有特权社会特征的现实当中，相对而言更加不具有保护自己能力的普罗大众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很多类似的事件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相似的身影。在陕西与四川、东北的消灭猫狗的运动里，很多人对这种完全不分善恶的做法叫好，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或者没有养宠物。甚至在北京的某别墅区域当中修建垃圾场，业主的维权也往往并不被关注。其实如果我们想深一步就会发现，所有这种看上去与普通人无关的事件，在深层的逻辑当中，就是同样那种伤害到我们所有人的机制在起作用，只是今天是他们、明天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这种机制的受害者，从无例外。

所以，当我看到这种事件一再发生的时候，总是想起茅于轼先生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