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正式实施。现在起，在广州行政区域内，水、电、燃气、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和教育、医疗等公益服务价格的调整；对企业、农民等收费的行政机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调整；以及市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应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决定。对于政府越权作出的行政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1月4日《东南快报》）

不可否认，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势减少了推诿拖沓的踢皮球现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在“政府永远是对的”观念的灌输下，我们确实走过了许多弯路，交纳了高昂的学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执政之基在于民。“水、电、燃气、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和教育、医疗等公益服务价格的调整；对企业、农民等收费的行政机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调整”做得怎么样，关乎政府形象，关乎民众福祉，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决定这些涉及民生的课题，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可以这么说，将权力关进笼子，限制行政权力是政治文明的有效办法。

拿近年来最为敏感的“拆迁”来论证，就很能说明问题。“拆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说属于“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范畴。拆得好，确实能够刷新城市面貌；而拆得不好，也确实带来负作用。“拆迁”事关政府大项目，更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不能将具有两面性的事情交由一方全权办理，这或许就是广州出台此办法的初衷。

“拆迁”的扩大化和暴力化，向来被舆论所指责。许多地方的政府“拆迁”行为，只看到政府本身的利益，却侵犯了被拆迁户的利益。而且，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了政府行政权力过于庞大和集中的弊端。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远有湖南嘉禾“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豪言”，近有黑龙江东宁县长“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的“壮语”。就在前几天，更是有山东聊城东昌府区副区长放言“政府做的事就是合理合法”，还向户主扬言“妨碍拆迁工程”就“让你蹲监狱”。

之所以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见识这些“疯狂”，是因为法治建设的步履蹒跚。我国法律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四大职权——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和选举任免权。人大是权力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理论上讲，人大的决定是创制性的，政府的决定是执行性的。也就是说，人大的决定是自主性的，政府的决定是从属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往往落实不到位。

将权力关进笼子是政治文明的有效办法。《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的出台，为民众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开启了一扇大门。而把15条重大事项逐一列举出来，变成可操作性强的权力，这无疑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大举措。最重要的一点，“政府应当报请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不报告或越权决定，人大常委会可撤销”保证了规范性文件的实现。

权力必须深刻领悟“法无明令授权即不可为”的行事准则。广州市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率先探索、付诸实践，使得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也必将在广州市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