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师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对于他们的作法却实在不敢恭维。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对技术或知识的要求比较高的职业，必须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否则，该职业的从业水准和职业道德就没法维持，真正受害人的将是广大的公众。就教师这一行业来说，如果准入门槛太低，或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则无异于押上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教育是一件事关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的大事，如果让部分素质较差的人混入了教师队伍，或者为了满足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毫无原则地降低准入的门槛，对受益的那少部分人来说，无疑是“公正”的，可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却是最大的不公正。

撇开“约谈”还是“软禁”的争议且不谈，此次事件的焦点其实就在于是否应该设置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应该怎样设置这个门槛，以及现行准入门槛的设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如上述，设置并坚守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三位老师对现行的准入门槛的设置有什么不满，或觉得在某些地方有必要进行改进，完全可以通过正式的和合法的渠道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我相信这些部门未必不会考虑他们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