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农民工脱胎换骨：从“蛇皮袋”到“行李箱”》、《“90后”农民工：就业不心慌 打工要有尊严》，《新一代农民工：希望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新一轮的“民工荒”促使媒体和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社会基层的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亦渐为社会所感知。

先前，提及“农民工”这一概念，很多城市公民自然而然地把它与“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等存有“傲慢与偏见”意味的不雅之词联系起来。时过境迁了，农民工的后代们无论是穿着打扮抑或是行为习惯开始与城市人一样“体面”，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的是“都市候鸟”般的情结，在城市里的归属感和被接纳程度的提高还存很大空间。尽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被人歧视并非仅仅在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是他们所承载的思想包袱却大抵都源于此。在“农民工”实现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的现实语境下，农民工概念又不得不再次摆上讨论的圆桌之上。

新一代的农民工与城市普通居民在行为方式层面的“鸿沟”渐渐缩小是一个无需置辩的事实，驻足于热闹的现代都市街头，仅凭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已很难在几个年轻人中甄别孰是“农民工”孰是“市民工”。他们的区别仅局限于户籍的农业与非农，可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阶层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却相去甚远。这看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背后牵涉到的却是公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大问题。与城市人一样，农民工也是国家公民，理论上他们应该享受到同等待遇，但坚硬的现实每每让他们黯然神伤，制度性羞辱、地域性歧视等等，均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屏障。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后代只能游离、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无论二代农民工、三代农民工怎样试图改变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毕竟在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他们还很难从农民、农民工的范畴中挣脱出去。

应该承认，农民工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想“毕其功于一役”旋即将之解决确实还存困难之处，但社会从称谓甚至是口气上多一份体谅和关怀，对农民工这个尴尬的群体而言都是一种慰藉。去年7月，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认为，农民工的概念不久将消失。今年1月，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也表示，随着机制的转变，重庆以后将没有“农民工”的称呼。社会转型进步是好事，只要不让阵痛永远都疼在农民工身上，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他们已期待良久，在他们自己辈没能实现，不能到他们的子女辈上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