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富士康发生“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并于“八连跳”之际适时推出一则题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报道。这则报道试图向人们呈现富士康员工“碎片一样活着”的孤立与单调、像“嗜血的插针机”一样的工作环境，以及那些年轻人共同的“不知所措的青春”。并援引心理学家的说法称，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援引社会学者的说法称，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

但这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自杀之谜”吗？因为对于众多将质疑的目光投向富士康的人们而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在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纵身一跃的时候，富士康到底做了什么，或都没做什么。

在外界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上，报道分明在做出澄清与辩护。首先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心理学家称，“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对此，已有网友敏锐地指出，这种说法是只看单个统计量，不顾数据的变化和分布情况，不顾其他方面的指标。所以至少还必须考虑自杀率变化的速度（短时间内连发）和来源（都来自富士康）。这到底是专家的弱智还是媒体的轻信？

其次则是对于富士康“血汗工厂”的问题。报道这样写道，“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作为解释这个结论的证据，记者写道，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我不清楚在这位记者眼中，“血汗工厂”应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略了报道中呈现出的那些员工总是要求加班，员工之间“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的情形？这难道可以成为否决富士康作为“血汗工厂”的条件？我注意到报道无数次地援引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一些虎扑篮球：自杀的论述，但为什么却也放过了涂尔干的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

报道拿无数的打工者涌入，以及工厂的“井井有条”来作为证词，倒让我想起秦晖先生《“血汗工厂”辨析》一文来。他说，有一种对“血汗工厂”的辩护是，“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进而指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这一切跟富士康的情形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在秦晖的考证中，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作为一种事实，是在“六连跳”之后，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此次报道中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这已是一个庞大而无法舒展的机器，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的灵魂。

或许，我们仍无法揭开富士康“八连跳”之后真正的谜底，并为此开出一道可以药到病除的良方，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去有意或无意地做一些有悖于常识与良知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