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规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生效；近日，市妇联在一次宣传活动中广泛派发了规定文本，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兴趣，其中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和夫妻财产互查的规定尤为引人注目；按《规定》第23条，夫妻一方凭身份和婚姻关系证明，可向政府工商、房管、车管部门要求查询配偶的有关财产登记信息，这些部门有义务受理和提供材料。

这项规定的主旨是合理的，既然夫妻双方对婚内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他们当然有权了解自己究竟拥有什么，而信息的透明化对于减少和化解夫妻财产纠纷，也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规定》忽略了一个问题：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未必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不是，那么这种信息提供便可能构成隐私侵犯。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种可能性，比如，夫妻在婚前约定将婚前财产排除在共同财产之外，或者约定婚后所得各自独有，不进入共同财产，或者一项财产虽在某方名下，但其实际所有权并非属于他，比如父母委托其代管的财产，或者该财产在婚前即已转让他人或转入某项信托，只是登记信息尚未变更，等等；《规定》并未考虑到这些例外情况，并设置相应的防范程序，这恐怕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幸亏《规定》没有将披露义务延伸至银行、证券、电信、电子商务等服务商，要求他们提供账户数据，否则麻烦会更大，因为这些账户上的余额数字可能根本无关乎户主的净资产，而只是生意中的流动资金；但查询的一方却很可能作出错误解读，由此带来的冲突和纠纷将更加可怕。

在传统社会，婚姻主要是丈夫对妻子的占有和监护关系，即便其中有契约的成分，那也是存在于两个联姻家族之间，而不是夫妻之间；现代婚姻则完全不同，如今妇女已取得了独立而完全的民事地位，婚姻已是夫妻之间的民事契约关系；与一般契约不同的是，婚姻契约的绝大多数条款是由习惯法或成文法所规定的默示条款，无须双方特别约定。

不过，随着习俗和法律的变迁，契约的内容一直在变化，总的趋势是，条款在不断的削减，早先的生育义务、性接纳义务、性忠诚义务、对姻亲家族的义务，都逐渐从成文法中消失，也越来越不为习俗所支持；目前，婚姻义务主要由围绕家庭供养、财产共有和子女抚养与监护的一系列财产义务构成，而即便是财产义务，也已开始从过去的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演变。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传统社区的瓦解，城市的扩大和高流动性，通讯与交往模式的变迁，婚姻关系不断在动荡中演变，人们越来越难以期待一桩婚姻能永久维续；这一背景下，传统的类似于无限责任合伙的婚内财产共享方式，将在很可能发生的分手中，带来难以化解的冲突与纠纷；可以预料，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有限责任婚姻，即，通过婚前协议明确的约定，财产和收入中的哪些部分将被投入到共同拥有和经营的婚姻与家庭之中，而其余部分则各自保留完整的排他所有权。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婚姻也意味着夫妻各自保留独立而私密的生活空间，和只属于他/她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像传统婚姻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双方需要放弃自己的空间和隐私，毫无保留的结合为一体；他们只须对事先所约定的那部分共同生活保持诚实、守信和忠诚，而无须向对方袒露在其他方面的信息；正因此，夫妻间的隐私权也应得到法律保护，正如当婚姻契约中剔除了性接纳义务之后，便有了婚内强奸的罪名。

这种婚姻形态，不仅已得到成文法支持，也正被习俗所接受，部门和地方性的政策与法规，理应充分考虑并配合这一变化，避免作出与之相矛盾的规定；工商房管等财产登记部门在受理业主配偶查询要求时，应通知业主，若后者提出异议并能够出示有关财产不受婚姻关系所约束的证据，便应拒绝提供信息；其配偶若仍想查明财产，就只能转向司法部门的帮助了，因为对于行政部门来说，当发生异议和纠纷时，应以保全现状为准则，裁定权利之归属，并非其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