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超女之后，还没有哪一个电视节目像《非诚勿扰》那样，招来暴风骤雨般的鲜花和板砖，令人爱恨交错。

是相亲还是选秀？是婚托还是毒舌？唇枪舌剑，众说纷纭。力挺者有之，收视率就是明证；激愤者有之，痛骂“拜金女”的大有人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共同支撑起《非诚勿扰》的收视帝国：从开播至今，短短4个月的时间，《非诚勿扰》成为仅次于《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高收视率电视节目，不服气还真不行。

《非诚勿扰》为什么好看，连专家学者都趋之若鹜、欲罢不能？除了美女养眼光头耀眼之外，言辞麻辣、直言拜金是这一节目突破重围的首要砝码。不仅马诺和朱真芳毫不掩饰自己对宝马和豪宅的热爱，就是其他一干女嘉宾，见到收入低一些的，自然也常常是灭你没商量。

24位女嘉宾的灭灯权和犀利权当然是有话语霸权的，在强势的女嘉宾面前，舌战“群儒”的男嘉宾反而显得底气不足，既要反驳对方女嘉宾的无理要求，还得努力保持儒雅风度、宽宏大量，确实不易。但是，我们得注意到，在一个有着几千年男尊女卑悠久历史的国度，难道就不允许女性对男性犀利一回？我们都心知肚明，中国是一个有话语禁忌的国家，即使在婚恋嫁娶之中，也有一套“潜规则”。在前《非诚勿扰》时期的电视相亲节目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绅士和淑女的速配。是上世纪90年代没有“拜金女”，还是电视相亲节目以自己的标准刻意选择了男女嘉宾？女生都笑不露齿，欲语还休，男生都貌似忠良，互爽；最后牵手的，练成雌雄双煞。

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早期相亲节目中温吞水般的相互了解，其潜台词也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畴中来讨论：“我们不能乱说话！”一乱说话，自然要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淑女忠良形象付诸东流；一乱说话，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吃过苦头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对于什么叫“吃苦头”有了更加切身乃至刻骨铭心的认识。“吃苦头”不仅仅在政治范畴内有效，相当程度上，它们是从道德层面上规训你的。我们当然对谢晋电影《芙蓉镇》中李国香被挂破鞋的镜头记忆犹新，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似乎总有达摩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时刻端正“作风”。

诚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在政治严肃时期，“话语都经过了语言警察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我们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规训，在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内，则是法律和文明的约束。就中国传统而言，我们在公开场合谈论胸毛当然会被认为是不雅的，马诺以这种极具挑逗性和颠覆性的话语行为出现在《非诚勿扰》上时，作秀之外，其实质问的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何为妇道？何为放荡？何为作风不正？

当闫凤娇的不雅照成为搜索头条，我们是该谴责这个宣称“被胁迫”的女人，还是更应该谴责那些疯狂传播的看客？妇道，是不是从来都是男性对女性性压迫和性想像的产物，从来都应该从女性主义者的词典中删除？女性，为什么不能公开表达自己对男性身材的喜好和不满？女嘉宾对男性要求高，男性网友受不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什么时候就低过？网上的一则段子足以说明问题——“最终幻想择偶标准：性格像乱撞的小鹿，胸部像婴儿的屁股，长得像杨过的姑姑，品行像雷锋的叔叔。”

在《非诚勿扰》舞台上，这些摇滚宝贝以其与生俱来的表现欲发出了这个时代女性的最强音，狂蜂浪蝶狠妞儿，神经大条，无话不欢，《非诚勿扰》上的各款失足女青年心有天高，不甘于方寸天地。总而言之：“生活现代化，男人女人化，女人野人化。”

虽然女权主义研究学者张念对《非诚勿扰》不屑一顾：“一档综艺节目，谈不到有什么女权立场，不值得讨论。攻击是为了做节目的效果，不要当真。有个地方，普通人来秀自己，这倒是真的，达利说，大众文化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分钟的明星。”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中国第一档让女性享有自由选择权利的电视节目，即使是在标榜“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的比赛中，她们的命运也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光这一点，它的政治和社会榜样意义，足矣！

反对规训，《非诚勿扰》将网络精神带到了电视荧屏上：“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没有一次，孟非打断女嘉宾的说话，或者对她们的言论说教式地打压，而让男女嘉宾自由辩论，虽然他也会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劝告女嘉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可以想说就说（当然还仅仅限于饮食男女的范畴之内），但已经可以视作是一次荷尔蒙和言论自由的双重释放。我们有发言的权利，我们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就像超女大声地唱出自己的梦想、希望和泪水一样。

说了那么多，也许都是放屁，放屁是多余的，因为，“不需放屁！试看天地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