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精英移民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6月2日的《南方周末》刊发长篇报道，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移民潮引发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此文援引一份社科院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也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然而，中国移民潮的相对规模不算很大，人才外流并非只带来损失，长期来看甚至利大于弊。

评价一种人口趋势，我们需要观察目标群体及其对应总体的关系。这就好比估算一个分数，我们既要看分子，也要看分母。就某些指标而言，华人移民数量的确称冠全球，这首先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上世纪90年代末，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估算过世界各国的人才外流率。他们发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组中，只有2%左右的中国人在1990年以前迁移到了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法国学者多克尔(Frédéric Docquier)等人估算了各国人口流入富裕国家的比率。结果发现2000年以前，仅有3.1%的中国技术劳工在22岁后迁移到了这些发达国家。由于高校大幅扩招，尽管近年来留学生数量急剧上升，技术人才的外迁率仍然保持在以往水平。

谈及人才流失，人们常常提到另一项指标“回流率”，即归国人员占外迁人口的比例。《南方周末》的报道引用官方数字称：“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这些数字属实，可记者的解读方式有些误导。回流率的计算一般以当期归国人数作分子，当期出国人数作分母，两者并不是同一批人。我们并不清楚前者何时出国，也不晓得后者以后是否会返国。由于出国人员数量上升较快，回流率的分母增幅很可能快于分子增幅。如此一来，即使归国人员逐年上升，回流率也会呈现下降趋势。种种迹象显示，海外学子的归国大潮方兴未艾。美国列文研究所(Levin Institute)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1996年到2006年，回到大陆的“海龟”增长了五倍之多。去年10月，前谷歌总裁李开复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他谈到回国创业时告诫海外学子：“现在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

抛开这些宏观统计数字，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流失了什么样的“人才”？美国心理学家赛蒙顿(Dean Simonton)多年来致力于人才研究。在他看来，人才基本有两种定义：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从中国流往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多数通过留学渠道转为移民。他们在出国前只能称为第一种人才，或者说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美国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国的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国就会成为同样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认为中国理应完全享有这些人才。

精英外迁不同于水土流失，也有异于资本外逃。一般来说，生产要素流动能够更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人力资本流转也有利于人尽其才。虽然人才外流会减少一国的人力资本，缩小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这些人才在国外能够产生更大价值，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印度裔经济学家巴哈瓦蒂曾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印度人的总收入一度占到印度国民收入的10%。尽管政府丧失了海外移民的税基，侨民们却以汇款方式提高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据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称，仅在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到25美元。

历史上的人才外迁常常伴随着技术转移。英国在19世纪限制技工流向美国，就为了保护行业机密，可还是有些技师偷渡大西洋。二战前来自欧洲的技术移民更是强化了美国的科研水平。今天中国尚属创新能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年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的技术人员外流会促进对先进知识的学习应用，不太可能导致技术外泄。即使只有一部分留学人员归国，他们也能将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传播开来，就像五四前后的留美学生。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可以通过研发合作等形式，帮助提高国内同行的技能水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到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日渐增多。基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出国潮不仅合理，而且应当受到鼓励，这正是当前留学政策的基调。风物长宜放眼量。人力资本是一项长期投资，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生活水平改善，海外华人自然会选择归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旨在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也设专项列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这些措施固然对吸引留学人员归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予了过分优待，甚至引发了本土和海归人才之间的矛盾。在归国潮渐成规模之后，中国应当对所有人才一视同仁，以开放的胸怀和宽容的气度接纳各国精英，并兼顾流出国、移民和流入国三方利益，实现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