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内迁消息再起，这一回的内迁方向是天津。有媒体报道说，从上周五开始，天津方面派出工作组抵达深圳，与富士康协商搬迁的具体操作事宜。

多家财经媒体把富士康内迁说成有鼻子有眼，甚至连深圳富士康要减（迁）员工30万的数字都被搬上了版面。至于内迁的直接成因，媒体一口咬定就两条：“12连跳”是导火索；两次被迫给深圳员工加薪使富士康别无选择。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富士康内迁“蓄谋”已久。其烟台基地扩容始于2008年；重庆基地一期新建就投入50亿元，去年9月动土进展神速，目前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已可容纳雇员5万人；天津基地之扩容与滨海开发区建设同步推进，生产能力也在成倍扩充中……

不计其余因素，仅从富士康连续数年有条不紊地在大陆扩建生产基地的举动看，即使未发生“12连跳”，没有后来逼迫其为深圳员工加工资（半个月内两次增资，尤其第二次增资幅度之大，明显带有意气用事做给媒体看之味道），没有把深圳基地全部职工宿舍移交给地方物业“托管”，富士康内迁也系其大陆发展战略作重新调整的必然步骤之一。

代工企业一般依赖“大进大出”，物流便捷和资金流汇聚是其选择栖息地的两大首选条件，其次是地方政府对待代工企业的亲商、营商环境。顺此视角观察之，烟台富士康、天津富士康横空出世，都与两大首选条件密不可分。至于重庆富士康，资金流汇聚条件虽不如烟台和天津，但物流（水运）条件优越，地方配套政策“好又多”，用工成本低廉。重庆富士康一期目标是年装配2000万台笔记本，每台代工费25美元左右，流动资金占用量却不大。由此可见，富士康内迁不光是深思熟虑，而且对产业布局亦大有讲究。

深入一层再作客观分析，富士康内迁安排既有被迫的一面，又受经济学“梯度发展理论”的指引，其之所以提前作出未雨绸缪的安排，必须考察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后，广东省及深圳市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的急促调整。而在此调整的背后，还涉及到即如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是否还要保留足够体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承担责任究竟作何定位的问题？

金融危机袭来后，广东与浙江因外向度实在太高，成为受冲击最“痛”的两个省份。然而，广东与浙江为应对冲击采取了两条不同的政策路径。

浙江做法是，培“大”扶“小”，对“小”的支持比危机袭来前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堪称国内第一。浙江的明智在于，清醒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依然是未来长时间内，浙江经济的支撑板块，其存废有赖市场自身的选择，不容政府过度干预，更不可由政府拔苗助长。

而广东的做法是高调推进“腾笼换鸟”，具体操作思路则是抓“大”弃“小”。读者也许还记得，去年上半年的数个月间，广东结构调整新政不仅在广东省内，甚至在国内都形成了广泛而尖锐的争议，更有好事者将争议引申至政治层面，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和隐喻。

广东腾“笼”，腾的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之“笼”，其中以中小代工企业作为首波腾“笼”对象。于是一度风传广东有多少多少代工企业倒闭之说。表现在政策层面，首先是资金链被收紧，中小代工企业普遍贷不到款，逼着人家走。大型代工企业则普遍被抬高了信贷成本，催逼人家要么转型升级要么考虑外迁。表现在舆论层面，广东媒体的开放性就此得到一波强烈的表演，翻翻广东的报纸，天天都在强调“腾笼换鸟”，天天都在痛批血汗工厂如何不地道。

现在回头看，从政策和舆论两个层面发生剧变的时间正好与富士康未雨绸缪筹划内迁的时间大体一致。这说明，富士康今日之安排，包括前些天非理性地大幅度两次为深圳员工加薪，均与广东省内亲商、营商环境随政策之变而变化有内在关联性。

以经济全球化渐行渐进的这10年作为时间坐标，重新度量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之奥妙，会发现三个有趣现象：第一，经济全球化首先是资本选择的全球化；第二，在中国，由于市场樊篱远未拆除干净，并没有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市场自由化，其根本的行政表现是，一方面，各国政府“没有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没有全球化”；第三，市场的相对开放和政府财政的“灶吃饭”制度，恰好为大陆各地政府彼此展开以利益驱动为导向的发展竞争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于是，在进入大陆资本总体有限的情势下，各地纷纷以优惠政策拼抢外来投资。而资本的落地还涉及社会、人文、地理区位等诸多外部条件，故而，东部沿海地区赢得率先发展之天时、地利。

然而，“势”总是相对的，是呈动态变化的。当广东在政策和舆论层面对“腾笼换鸟”形成强烈的外在压迫时，中小企业包括体量如富士康的大型代工企业，都会日益产生芒刺在背的感受——内迁于是就成为必然选择。

问题是——广东腾“笼”也许易，但“鸟”在哪里？众所周知，要想孵化成群的“新鸟”和“好鸟”，是需要费力、费财、费时的。何况，广东语境下的“鸟”不只是代表新兴产业的企业，还当包括相应的产品和相应的人才，以及与新产品生产相适应的高层级的熟练技工群体。

广东率先与旧有的“鸟”翻脸，腾“笼”动作之猛，力争充当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小龙”，其决心和信心固然可嘉，但效果如何却很难预计。由广东一路向西、向北观望，热心为广东“弃鸟”搭建“新笼”的地方有的是。

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是在发达国家，也依然是社会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蓄水池”和“缓冲器。就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依赖性和不可或缺性，西方20年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或许对当下的中国特别有警醒价值：发展中国家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年产出为100，进城务工后劳动力年产出平均提升至170。

具体到中国，未来30年间，至少还有3亿农村劳动力要进城务工。这3亿待转化的劳动力，文化普遍不高，技能几乎是白板，若中国现阶段就开始成规模地废弃劳动密集型企业，盲目自信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正是“中国制造”脱胎换骨的好时机，甚至幻想着来一次全球经济分工的大洗牌，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