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刚放榜没几天，陕西一名叫张皎的考生拿到了自己意料之中的成绩单：零分。根据他本人提供的成绩查询单，在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上清晰显示，这名考生的语文、数学、综合、外语四门科目和总分均为零分。据张皎透露，高考时他在每份试卷前面都写上“破釜沉舟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不生则死”这十六个字，还有考号和名字。（7月2日《广州日报》）

平时学习成绩并不差的张皎故意考零分，按他自己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不喜欢现在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抵制和反抗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行为艺术”。我不能不佩服张皎和顽固的体制对抗的勇敢，然而，却也不能不说，他的这种勇敢或许只是一种近乎“无知者无畏”的勇敢——因为，他可能并没有充分预料到这一“越轨”行为将给他的一生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或许，虽然预料到了，但却带着一种过于天真，过于“浪漫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其在未来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总而言之，和2008年高考故意考零分的云南人吉剑一样，他“接下来的路将分外艰难”。

我自己的经历就与张皎非常类似。当年，我是个自学能力相当强的学生，一心想当数学家。在读初中时，我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能解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并能读懂翻译过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论文。当然，我其他各科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在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因此，老师和同学们都把我看成是清华北大的苗子。而且，我基本上不听课——由于成绩很好，老师也不怎么在意。然而，到高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不想当数学家了，觉得年年岁岁一支笔一叠纸的生活太枯燥，想接触更广阔的生活，于是就想当记者或作家。那时正好读了叶永烈的《人才成败纵横谈》，里面讲的全是那些自学成才的名人们的故事，本来对大学没多大兴趣的我越发觉得不读大学也没什么关系，凭自学我也一样能成大器。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整个高三阶段，我都是在背唐诗中度过的。凭心而论，那段时间过得很轻松，很快乐。其实，我倒并不是要刻意地去反抗什么，只是随心所至罢了。可一时的任性却往往会带来终身的恶果，很快，我就受到了高考的惩罚——为了“跳农门”，我只好读了一所不起眼医学院里的专科班，毕业后分配到故乡小县城的防疫站工作了十年。十年来，我一直手不释卷地自学，但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一展所长的平台。最后，为生活所迫，我只有选择和现行的教育体制合作，在工作了十年后，不得不去参加研究生考试，重新融入体制，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如果我当初没那么天真，且对我们的社会有着充分的认识，沉沦和挣扎于社会底层十年来所受的苦或许也就可以免了。那十年中，我所遭遇的一切，固然在我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但若是人生可以重来，我倒宁愿选择一开始就和体制合作，去读一个像清华北大一样的好大学，那么，二十多年后，我所可能成就的也许将远远胜过我当前所成就的。何况，这挣扎奋斗的过程中要经历多少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折磨。

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超越他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张皎的想学比尔·盖茨固然无可厚非，但他首先要明白的是，他生活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当代中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文凭歧视”。如果不能获得一纸文凭，或所获得的文凭档次不够，不管当事人的学识有多么渊博或能力有多么强，很多向上流动的机遇都会将他或她拒之门外。就如现在的我，未必不能当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甚至一名优秀的博导，但只要没有捞到博士的文凭，恐怕连那些三、四流大学的门槛都摸不到。何况，对于那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的人群来说，教育几乎是唯一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就拿我自己来说，经过多年的自学，我的能力和学识未必弱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但在这种社会里，我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他们同样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我没有文凭，更也没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好爸爸。甚至到我终于拿到了一纸重点大学的硕士文凭之后，我仍然无法找到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朋友的帮忙，我可能现在还同以前一样地穷因潦倒。我并非不努力，并非没能力，也并非不求上进，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这一切优秀的个人品质并不就能保证我能获得像比尔·盖茨一样地成功——甚至连仅仅只是让我做一个普通的中产阶段也困难重重。

异史氏曰，“高考制度多弊端，考个零分来出气。螳臂挡车作笑柄，蚍蜉撼树谈何易。” 张皎反抗当前教育体制的精神固然可嘉，可付出的个人成本却太大，而且对根本性的体制变革将不会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张皎此举或许会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他很傻很天真，并将这位“白卷英雄”的事迹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当然，张皎想要成为未来的比尔·盖茨，或许未必没有这种可能。君不见，咱神州大地上，多少大字不识半个的人照样发了大财——但相对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到底是凭什么发财的，背后的东西也很值得深思。至于张皎，最终很可能会被坚硬的现实之墙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虽然可能获得小小的成功，但需付出百倍于常人的努力——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往往恰恰是和体制合作而并非对抗体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