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区布吉街道动用财政投资89万多元，砍伐石芽岭公园林木，占用生态线内土地，修建5栋1至3层楼高的违建，被市民举报修豪华别墅。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这5栋违建是为修建茶馆，而整个石芽岭公园的设计、建造都没有通过国土规划部门审批，里面的绝大部分建筑都是违法建筑。（7月8日《南方都市报》）

据布吉街道办一知情人士所言，众多开发商游说各级领导，欲在里面开发别墅和商品房小区，由于地产开发商背景势力雄厚，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甚至能够推动国土规划部门改变石芽岭公园的规划功能，于是街道办在来不及审批的情况下，抢先一步将一些地块占据住——因为，“如果在这个地方建了茶馆，或者是篮球场等体育设施，领导也好推脱了，说这是个文化体育公园。”

不能不说，街道办的“难言之隐”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确实可能有开发商在打那块地的主意，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但即便真有其事，也不足以成为作为政府部门的街道办知法犯法，顶风违建的理由。怕人家抢了那块地就自己先占了，这种行径与黑社会和土匪的抢地盘究竟有何区别？何况，违规建成的大部分体育设施都要收费，并且费用还不低，恐怕并非“大多数人”所能消费得起；如此看来，这些设施是为了有钱的“少数人”服务的，普通大众并未从中获益。难怪，公众要质疑街道办打着“公益”和“为民办事”的幌子，其实是为了维护本部门和小集团的利益。换言之，“公益”和“为民”只不过是街道办和开发商进行利益博弈的一张牌罢了。

退一步言，就算布吉街道办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的是“为公众谋利”，也不能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大兴土木。民众的利益固然高于一切，但并不意味着民众的利益就可以逾越法律的规范，更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只要打着民众利益的旗号，就可以蔑视或践踏人世间的一切规则。政府虽然是民众利益的代理人，它的主要职责是为民众服务，但却也并不等于政府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或确保最大多数民众的最高利益。如果我们认为布吉街道办是在“为公众谋利”，因此它的违建是可以容忍的，也就意味着——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只要目的正当，政府或任何个人的作奸犯科，违法乱纪就都可以得到辩护。更何况，这个所谓的“目的正当”并非民众定义的，而是由掌权者定义的，如布吉街道办认为自己是在“为公众谋利”，可公众却并不买帐。因此，对此类打着“为公众谋利”的旗号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的容忍往往会给那些偏执狂、伪善者、损人利己者等害群之马大开方便之门，而受到巨大损害的恰恰就是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罗兰夫人曰，“自由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当时许诺给民众的何尝不是天堂，可带给人类的却是灾难和地狱。

异史氏曰，“民众利益作大旗，幌子难将世人欺。为民真相是为已，虎皮原来是狗皮。”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纳入法制的轨道，甚至真心诚意地“为公众谋利”的政府行为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更何况那些打着“为公众谋利”幌子的政府行为呢？此外，布吉街道办违建事件中，还暴露了我国政府的制度架构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一方面表现在街道办领导作出违建的决策并得到具体实施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们对开发商影响政府决策的担心上。而且，不管是街道办的违建还是开发商的影响政府决策，都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此二者是同一根藤上结的两枚毒果，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具体表征。

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架构的决策成本虽然很低，却带来了巨大的决策风险，这使得对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府决策容易受到外界——甚至掌权者的个人情绪、个人偏好——等各种偶然因素的左右，从而导致了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大量拍脑袋主意的纷纷出笼，大大增加了政府行为的不可预见性，甚至可能给公众利益带来灾难性的伤害。因此，通过有效的制度重构，平衡决策成本与决策风险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公众利益尽可能地最大化，是当前中国的改革者们不得不面对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