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亚洲面积最小的独立国家，它的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一直被学者归类为威权主义的典范，又或是“东亚模式”的奇迹。无论这是否过誉，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一切规划均动过脑筋，像如何通过体育建构国家应有的形象就是典型例子。

新加坡于1963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面对重重内忧外患，外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内有党派的挑战。李光耀于是定下新加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粹，以及基本民族组成比例：约七成多华人，一成半马来人，一成以下印度人；定英语为国语，同时承认普通话、马来语与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新加坡发展的体育项目，也就需要包含这些民族擅长的强项，例如华人擅长的乒乓球，马来人擅长的羽毛球、壁球，乃至印度人喜欢的板球、曲棍球等，它们综合起来，才是新加坡的总体形象。近年新加坡启动“体坛精英移民计划”，虽然参加的大多来自中国，而被内地愤青嘲笑为“挖角”，但依然兼顾着上述项目的平衡发展，好让新加坡国家队面向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这些重要区域大国时，都有共同话题，都可以搞体育外交。李显龙对依靠新移民达成体育突破欣然接受，说“你们让我们感到骄傲，让我们深感荣耀”。

新加坡又开宗明义以社会赞助的方式支持体育发展，反对举国体制，也许它自知没有足够资源搞由上而下的体育，自然得对由下而上的发展有个说法。对获奖的运动员，新加坡也管得挺严，一般让奖金、甚至广告收入交由运动员所属的体育总会，扣除行政开支，才向运动员分账，再以这些上缴中央的金钱负担运动员日后的退役开支，甚至指定部分奖金必须用在日后的进修。这手法一贯新加坡的家长制，不过新加坡政府的解释倒合情合理：不少“他国”运动员成名后一朝暴发，反而破坏他们的运动生涯，也为社会树立坏榜样，还令他们习惯挥霍而缺乏长远规划，退役后无依无靠，新加坡的做法就是要既照顾运动员的长远人生，又要加强社会效益。自然，这也是新加坡形象的一部分。

新加坡虽然面积细小，但既然定位为国际都会，也希望成为体育中心。新加坡曾主办的体育盛事甚多，最著名的是三届东南亚运动会，以及刚在2010年举办的第一届青年奥运会。新加坡对成功为一项国际性体育比赛开荒感到十分自豪，认为这是对新加坡精神很好的宣传，新加坡的工作效率与纪律，也为国家形象做到促销。比赛完结后，力主申办的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张思乐人气急升。从新加坡选择主办的比赛可见，它是量力而为的，像“青年奥运”听起来很宏大，参赛队伍来自国际奥委会全体205个中的204个(以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科威特运动员，科威特奥委当时因政府行政干预被暂停会籍)，但总花费只有4亿坡元。

谈及成本效益，新加坡除了挑选国际体育盛事来主办，也积极争取主办国际体育会议，这是其它国家较少看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Belinda Yuen曾在新加坡城市规划杂志《城市》撰文介绍这策略，并以2005年新加坡主办国际奥委会第117次全体大会为案例。她认为主办这类会议本小利大，只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转播新加坡三分钟，就等同一整年的公关宣传。不少国际体育组织参加会议后，对新加坡的安排赞不绝口，立刻建议在新加坡举办他们的项目比赛，已令新加坡应接不暇。这会议更突出了新加坡的长处，即要当“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而避开了新加坡体育水平不足、民众投入程度不够、基建不及中东国家不惜工本等短处，充分发挥了小国的相对优势。

当然，新加坡还是希望在国际体育界更上一层楼的，但它定下一个前提，就是先让新加坡变成一个由下而上的体育强国，才争取其它。新加坡政府为此推行“卓越体育计划”，目的是发展“有利于推广新加坡品牌和符合人民需求的顶级体育项目”，说白了，就是希望投资的项目能同时获人民支持、传销国家形象，以及获奖。目前新加坡以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夺得六面奖牌为目标，以新加坡擅长的针对性部署看来，这样定标不会全无把握。虽然新加坡在奥运总共只曾获得两面银牌，但观乎它在历届亚运的总表现，共得到27金40银80铜，超过好些东盟邻国，以它的面积和人口计算，这成绩是不俗的。不足之处是新加坡始终没有一项国技，能独自弘扬新加坡应有的国家形象，同时合乎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原则，但这就是可遇不可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