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11月11日人民日报）

曾有女大学生公开想嫁“富二代”、“官二代”，我们高调声讨不能这样拜金主义，谄媚权力。不久前，河北大学一起校园撞人事故却带来了一个官二代“我爸是李刚”的铿锵自白。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可他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拼爹”时代已经到来。有网友调侃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

身份决定命运，身份决定社会地位，这本该是发生在封建王朝的事情。可今天，身份与地位，身份与尊严，依旧是和谐社会所不能回避的矛盾存在。有人说，今天的社会，百姓是驴，官员是马，如此是非不分、主次颠倒，还奢谈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和谐呢？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影响到社会稳定。现代化不应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社会全体人的现代化。

人们为何会感到不公平？根本的原因不是天赋的差异和财富的多少，而在于权利是否平等。只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即使天赋存在差异，财富有多有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感也将存在，人们内心并不会对公平丧失信心。但是，一旦权利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存在不公平的情形，则人们就会丧失对社会的公平感——为什么别人可以获得的权利和机会，我却得不到？公平感丧失让人们产生焦虑：一方面对社会充满怨气，一方面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温家宝总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他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提到了与“发展生产力”并列的位置。

“身份”主导的社会，必然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如此这般，社会怎能和谐呢？打破“身份壁垒”，重建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呼唤，更是民本社会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