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没有生成纯粹的法官职业，也就没有过纯粹、完整的法官形象，与工人、农民、警察等其他职业形象相比，当今中国法官的形象还在迷失。给法官描绘出一个清晰形象始终显得非常困难。

我们对法官形象的认识既受到几千年中国法文化的影响，印痕在一点点地流变，也受到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在一点一点地变味。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堆积在一起，定位和塑造法官形象显得比较尴尬，也许我不说，还清楚，我一说就更加糊涂了，谁又能说清道明呢？法官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也许得颠覆我们对历史的和国外的前见，形成自己新的历史记忆，给出一个全新的描绘与勾勒。然而这种颠覆和建设，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

在西方语境下，法官是以蒙目女神为象征标志的。正义女神双眼裹布，左手持着天平，右手握着宝剑，神情肃穆，仪态端庄，器宇轩昂。紧闭双眼或眼上蒙布，意味着“用心灵观察”，排除干扰而不受非理性因素的蒙蔽，昭示公道和权威；天平意味着“不偏不倚”地衡量，承载中立与睿智；宝剑意味着“正义”的裁断，彰显英勇与独立。可见，西方的法官的形象是肩扛天平、手执宝剑、身着法袍。法官崇高而神圣，法院被描述成“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被尊称为“大人”、“文化界的巨人”、“慈父般的人物”。

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法官最早是以獬豸为图腾标志。獬豸，是古代传说中是一神兽，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因头部正中长有一角，俗称“独角兽”。独角兽“性别曲直”，“能触邪佞”，“触不直者”，“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可以看成是中国法官的精神图腾。汉代司法官员头上戴的法冠称“獬豸冠”，獬豸成了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法政不分。官府的主要职能是“断案”，审判事务成了官员们最重要的职责，从芝麻般的“县太爷”到“朕即法律”的“皇上”，都拥有“决狱”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官”首先是指“法官”。在传统的戏曲、小说里，官员基本上都是以审判事务为主要政绩，以至于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行政官员就是那些显威风、坐大堂、打梆子、判铁案的法官。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但凡“青史留名”的官员，无一不有着“青天大老爷”的美誉。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审判案件的官员，诸如廷尉、大理、推官、判官、司理、司法等称呼，虽然五花八门，却在不断的流转、变化。中国人至今仍忘不了如千古流芳的包公、海瑞，是因为他们把审案看成是关乎人心、关系人性、关联人命的大事。他们能做到堂堂正正、胸襟磊落，既能查明事实、听出破绽、分清是非、区分对错，又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刚直不阿。满足了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心理期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正义”和“善行”色彩，由此缅怀和敬仰也就必然。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害怕法律，惧怕法官的纠结。中国人对司法没有感情，提到法律总是恐惧、害怕，法院是衙门，打官司是不好的。古代法官曾现给大家的印象是冷漠、专制，审案就是击鼓升堂，重口供、“五听”和刑讯。肃穆的公堂，“明镜高悬”，县太爷端坐在公案之后，衙役分列两班，惊堂木一敲，就有可能打板子，“大刑伺候”，如被定罪还要套上枷锁，绑在衙门之前或闹市之中示众，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法官形象被刻画成这样的脸谱色彩：奸猾、贪婪、报应。

新中国成立后，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的衙门作风受到批判和改变，共产党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官得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法官办案得不拘形式，深入乡村，方便群众，走进群众，巡回审判，征询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调判结合，注重调解。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独特的“中国司法现象”就是法官骑着自行车(或马)，长年累月翻山越岭地调查取证，穿梭于田间地头，出现了“马背上的法庭”、“背着国徽去开庭”，“送法下乡”、“下乡办案”成为中国司法特有的一道景观，成为中国法官为民司法的一大重要特色和亮点。到了文革，一切又被砸烂了。在造反有理、群众专政的名义下，人人都可以自封为法官对别人进行审判。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人民法院各项建设走上正规，法官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一段时期，法官制服仿军人或公安制服，头顶国徽、大沿帽、肩章，又烙上了较浓重的军事化、行政化色彩。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马锡五式的法官”被看成过于老套，低俗落后，进而法官穿上了仿西式的法袍，脱下了大盖帽、军警式制服，坐堂问案，敲起了法槌，这是中国法官从传统定势中逐渐解脱的一次蜕变，是法官缔造和完善自我形象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法槌和法袍似乎并没有给法官形象带来质的飞跃，也没有给民众带来实质的惊喜。至今，法官与其他职业相比，依然没有给民众呈现一个清晰的形象。有时像调解员，要化大量精力调解；有时像教员，要进乡入校，搞法制宣传；有时还要维稳、招商等等。历史的、现实的 、中国的、西方的夹杂在一起，法官形象呈现出多重、复杂、矛盾的印迹，法官搞不清，民众有意见，议论多自然就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