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将在1月9日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禁烟道路依旧任重道远。（1月9日《山东商报》）

对于控烟遭受的重大挫折，各种“拦路虎”已被舆论揭示得足够清楚，譬如利益集团掣肘，立法缺失，烟草文化强盛等等。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更加顽固的“拦路虎”正伴随着控烟进程呼啸而来，它就是那种互相交叉验证，并不断自我强化的“控烟不可能”的社会心理。

“控烟不可能论”源于漫长而滞重的控烟进程，控烟的失信和挫败，是其茁壮成长的营养来源。今日今时，这种论调已经获得了丰沛的土壤和足够的自信。对于控烟的惧怕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绥靖心态，主导了整个控烟进程。说到底，这就是“经验论”的胜利，是对于现实情境的屈服。

政府成为这种论调的信徒，难免在控烟问题上始终无法展现决断力，而这反馈到社会大众，成为藐视控烟令的“合法性”来源；而这种社会心理继而又被政府误读成沉疴不去的“烟草文化”，从而有了被“柔软”对待的理由。“控烟不可能论”就这样在控烟部门的三心二意，和社会大众被放逐的自控力之间，隐隐然有了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气象。

能不能克服“控烟不可能论”，对于政府来讲，直接决定着控烟是虚晃一枪还是真真正正有所作为，也将决定社会大众对于控烟令是继续当看戏，还是转而充满敬畏；社会心理的重塑，并非想象的那么艰难，控烟令要取得“禁酒驾”式的社会效果，并非不可能的任务，至少要比当下这种放任自流的形势要好得多。张若渔（ 湖南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