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塑像，近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背对着博物馆主体建筑，正对着东长安街。

或许，这是一个不必引起非议的文化行为。即使中华历史人物中只有一位配得上青铜塑像，文化影响力足与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并列的孔子，亦属不二之选。别说正对长安街，改天我们把孔子像弄到月球上去，国人大概也会訇然叫好。

话说回来，即使在我们的文化先贤中挑一位最不必急于立碑塑像的人物，同样非孔子莫属。理由很简单：孔子塑像还少吗？中国各地有着不胜其数的孔庙文庙（两者大体是一回事），其中任一座都巍然矗立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给孔子的加封〕双手交叠的蔼然形象。更别提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曲阜孔庙了，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足以使建在任一地方的孔子塑像，显得意思不大。

然而，由于孔子的独一无二性，一尊乍看之下最乏意趣的塑像，仍可能被人强行赋予意义。我上网找到了这尊孔子塑像的照片，也许与拍摄角度和我的审美观感有关，孔子的面貌虽然和蔼，但也意外地呈现某种呆滞之相。这并不重要（众所周知，生活中的孔子聪明绝伦），重要的是，孔子的体量有一种极尽夸饰之能事的魁伟，雕塑家似乎意在纠正“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印象，他选择的人物原型（如果他还有个原型的话），似乎是一名身高1.75米、体重两百公斤的超级壮汉，与孔子传闻中的“长人”形象格格不入。

可见，还原真实的孔子并非创作者的初衷，他只是可着劲地寄托理想、抟塑精神，竭力使那数吨青铜挥发出原子裂变般的文化大义。简而言之，我看到的乃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孔子，我从中无法感受孔子博雅风趣、通脱可爱的性格特征，相反，作者试图把一股游离于真实孔子之外的儒教影响力，强行灌注在青铜中，以期达到某种令人憬然生敬、瞿然生畏的风教效果。所谓风教效果，也就是距艺术最远的那种效果。

谈论孔子，与谈论其他文化贤哲有一个本质不同。历来存在着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孔子，我们通过其弟子辑录的《论语》，可以想见他的非凡思想和有趣言行；另一个则是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先师”，其功用甚至被古人夸张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变态地步。这后一个孔子，不仅牵连着作为诸子学派之一的儒家，更关联着象征古中华最高意识形态的儒教。就前一个孔子而言，不过是约与老庄并列的先秦巨子，其伟大固然不遑多让，却毕竟不具备思想上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后一个孔子，简直具有某种宗教始祖鸟的超凡能力，其派生的思想、观念，以近乎无所不在的方式统摄了古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并代表了中华古文明本身。

儒学的发展光大对于兴盛古中华文明所起的突出贡献，不应抹煞也无从抹煞，但这不等于儒学会以同样的能量推进当代中华文明。好比说，我们应该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古代思想怀有理解和尊重，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还得对它加以借鉴和继承。儒家思想依托于古代国家制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已）无所凭依”。

古之君子日常言动中的儒学，与今之君子载诸笔墨的儒学，不宜等量齐观。我们的古人无从获得对现代人显得尤为要紧的民主、科学、宪政等观念，他们视儒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进思想，不仅情有可原，还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时隔势禁，今人对儒学的认识早已无法进入古人情境，有人倘若视时代、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巨变于不顾，以一副假天真的模样，继续假定儒学复兴仍然会有助于我们的民族振兴——理由仅仅是：儒学曾经灿烂过我们——不过是销售一种文化“打鸡血”的偏方而已。

儒家学说包含大量优秀思想，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只要稍加挪移，也可完美地用于今天，身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此加以固守和传承。但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是一回事，继续赋予儒学以某种准国教的地位、放任其意识形态化，则是另一回事。衡诸今日人类获得的文明思想，强行抬升某种往昔学说的地位，不啻为观念上的蒙昧和倒退。

中国多一尊孔子像，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前提是，设置者最好别太过张皇其义。孔子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我愿意相信，孔子会以其特具的文化魔力，遥遥地滋养着吾族吾民，但我非常不愿看到，孔子的功用重新得到神化。这不会是孔子的福音，也不可能是吾人的福音。这会是谁的福音呢？我不知道，也不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