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寺院生存的现实选择，抛开政府、地方与僧团的种种利益博弈，我们对佛寺、佛教的认同，难道不也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吗？而小到一个寺院、大到整个教界，难道不也需要获取更为积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同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林寺的选择，未尝不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佛寺、佛教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经过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经过上百年来各种信仰、思潮的激荡和变迁，经过近30多年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度冲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弘扬，确实需要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变迁的进路。进行这样探索的，不仅有少林寺。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创建的农禅寺，有禅训班、禅坐会等面向大众的弘法活动；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没有功德箱，每月两场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都应该说是当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而少林寺，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少林寺也是在社会中、大众中，构建着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让宗教超越神秘主义的层面，让信仰得到超越个体的认同，使信仰得以在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之中被表达，这或许也给佛教的信仰方式，带来了某种“现代性”与“公共性”。

这并非为少林寺辩护，少林寺的做法，仍有其值得商榷之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宗教现象是把事物划为“世俗的”和“神圣的”两类，而寺院必然属于后者，只有超越于世俗之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如何处理好这种“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少林寺在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的关键所在。这表面上是寺院经营方式的问题，本质上则是寺院存在的基本“合法性”问题：是以赢利为目的还是以弘扬佛法为目的，是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还是以修炼信仰为目的。这样的回答，虽然不一定会影响到一种宗教的兴衰，但与一个寺院的命运，却可谓息息相关。

或许，不仅仅是少林寺，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儒家学说，如中医理论，如天人思想。正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如何在现代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少林寺现象”才有更大的思想开度和讨论空间，也才应该成为一个不断持续、不断澄清、不断在辩论中求得共识的大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