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为民间力量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良性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标本。这就要求,民间力量必须得到充分的呵护,只有民间力量不断壮大,社会才会呈现出更大活力。也就是说,让民间力量在法治轨道上自由运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现代社会最不应该轻视的,恰恰也就是由公共文化支撑的民间力量。

一个讲求人文关怀的政府,一个注重现代文明的国度,应该有一种笃定的责任与使命,来对那些散落异乡的孩子发出庄严承诺,“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现在,面对“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面对弥足珍贵的民间力量,面对打拐需要面临种种利益博弈,我们自然期待相关部门能在更多制度与体系层面,给予最大支持。

比如,此前有关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弱,就曾遭受过诸多质疑。打拐如果不能从法治层面来对买方市场产生足够的威慑,利益驱动之下的罪恶制造自然就很难绝迹。此外,在寻找失踪人口方面,建立相关的信息资料平台,建设失踪人员DNA信息库,进一步提升跨部门协调能力,提高执法部门的异地协作能力等等,政府部门都可以有更大作为。政府部门越多的细节完善,就会让民间力量运转得更加从容自如。

毕竟,那些流落他乡的孩子,牵动太多的世道人心、人情冷暖、社会制度、权力品质。也只有靠情感、文化、制度、执行来拧成强韧的丝线,在民间与政府的合力之下,才能织起一张让孩子回家的更大更密实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