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一项调查标明，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大跃进”现象，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２月１４日《经济周刊》）

若说城市化,我们确实“化”得够快,且正准备更快。但检视过往，“囫囵吞枣”的背后有多少是违背科学规律的政绩冲动酿成？“泥沙俱下”的背后潜藏着多少农民“被城市化”的隐痛？如果不正视之，那么，沾沾自喜之后亏欠下的历史欠账，迟早要由子孙后代去偿还。

撇开人口的土地城市化，是单“骑”突进，更是一种偏倚。记得一位诗人说过，“人走了，而土地依然屹立在那里。”城市之所以成为散居各地之人愿意撇家舍业去趋近的风景，通常被认为和那里有漂亮的楼宇、通达的街道、稠密的人群和优裕的生活有关。但其实人，才是城市化的核心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究其根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对政绩亮点的孜孜以求，无疑是其主因。而那些由农民衍变而来的市民，其就业、子女上学等户籍权益，则时而遭到漠视，“农民‘被上楼’，心中几多愁”现象开始出现。这样的失范式演进，既使得城市“土著”怨声载道，感到市民福利被摊薄，又让失地的农民恓惶中沦为精神的流民。春节后的“民工荒”现象，正是这一矛盾汇集的呈现。老实说，这无助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撇开“工业化”的城市化，是舍其“里”而追求其“表”。城市化应该是依附于工业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因此有无工业化需求存焉，是考察城市化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讲求科学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今天，许多产业项目陆续迁离城市，逆此潮流而动的城市化，就造成了一系列“食而不化”症：一是部分城市政府一味圈地，如近5年来，全国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不仅对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构成了威胁，更使得不少失地农民变成了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般的“两栖人”。二是因为城市本身吸纳就业能力不足，使得农民多变身为“保姆型”零杂工，从事的多是修桥补路、掏下水道、看护妇孺弱小等“三产”服务，而非产业大军。

撇开“市场化”的城市化，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城市的核心不是“城”而是“市”，即有人聚居而形成的市场。城市化主要靠政府来“抓”，而非依靠市场来“育”，正是造成“城市病”诸如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产生的根源。因为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因势利导而成的“城市化”，会得到市场化纾解；一哄而上、忽略了规划和引导的“城市化”，则会将上述问题淤积下去，直到爆发。去年北京首都成“首堵”，不得不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地大力施治，就是一典型案例。在此“病症”下，类似上海世博会欧登塞案例馆带来的“全城修建专用自行车道，限制汽车发展”的处方，以及专家提出的“治疗尾气污染以利于‘婴儿车’出行”等将愈加受到重视。这种“返璞归真”，不啻是对“城市大跃进”背景下的食而不化症的一种反讽。

目前，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率从30%到70%的城市化“提速”阶段，今后10年内，将有8.7亿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同时还将有87个城市拥有75万以上人口，“城市”景致将遍地开花。因此，秉持科学发展观，洞幽察微，清醒睿智，警惕并及时施治城市化中呈现出的种种病症，将成为摆在国家管理者面前的历史担当和当务之急。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该扪心自问：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