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牛玉强在1984年“严打”时，因“抢帽子”等行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缓，后服刑期改至2008年。因患严重肺结核，牛玉强于1990年获准从新疆石河子监狱保外就医，并在北京娶妻生子。直至2004年4月，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新疆建设兵团监狱管理方称，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11年9个月28天未归，其余刑时间将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媒体据此将牛玉强称为“中国最后的流氓”。

围绕此案的争议至今仍在持续，多位法学界大腕坚称原判有效，牛玉强应回监狱服完刑。他们的理由主要在于，一个生效的判决应该得到尊重；“流氓罪”和“严打”是历史问题，虽然今天看来对牛玉强的处罚过重，但这种认识不当溯及既往。

上述分析不无道理，裁判必须具有确定性，否则司法权威无从建立。但裁判的确定性并不是绝对的。类似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这样的冤案，有生效裁判在，也得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重审改判。

牛玉强到底冤不冤呢？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载明了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原文没有具体时间)，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判决上看，牛玉强的“流氓罪”至少在事实上并不清楚，证据上也不充分。判决中所认定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居然连具体时间都没有查证。第二起伤害案又没有对伤者进行司法鉴定。以如此粗疏的证明，怎能认定牛玉强犯罪并定刑？当时的中国刑法虽然有“流氓罪”，但定罪量刑也不能罔顾事实，当时也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事实清楚是法律判断的前提。你总不能用当年“严打”都是这么办案的来证明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吧！倘若如此，对1978年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又当作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