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牛玉强保外就医时“逾期未归”问题。按新疆监狱部门的说法，收监之前，罪犯牛玉强及其具保人和当地派出所从未向监狱汇报其有关情况，监狱多次发函要求牛回监办理续保手续，并向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及当地派出所发函要求协查牛玉强，均未得到回函，石河子监狱两次上网对牛玉强追逃。其间，2004年2月，朝阳分局回电话告知，“牛玉强患结核病，在家不能动。”监狱派员前往牛家调查，否定了朝阳警方的说法。

可以看出，牛玉强的“逾期末归”，既有监狱部门的失职，也有北京警方的失职。监狱部门既然多次发函未有回音，理应前往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地进行调查。但事实却是，这一调查一直拖到2004年。朝阳警方对新疆监狱部门的来函不予回应，对网上追逃疏于调查和通报，也是导致牛玉强“逾期末归”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异地警方协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实与牛玉强本人无关。除非有证据证明，牛玉强收到了监狱或警方的回监服刑通知却拒不执行。即便那样，逾期未归的责任也应由三方共同承担。

而在这宗备受关注的“流氓案”中，所有的责任似乎都被强加到牛玉强一人身上了。如此模糊责任糊涂处理，与当年法院仅凭模糊的事实判案并无二样。

都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不管牛玉强是不是“最后的流氓”，他都需要正义的光辉。“流氓罪”已在刑事立法中消失，司法校正机制不可再“流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