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陈光标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中国基金会领导人高级研修班”， 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著名基金会秘书长与他展开对话。在对话中，陈光标称，目前不考虑与专业组织合作做慈善，希望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感染更多富人，共同加入到慈善事业中。在回应慈善争议时，他说：徐永光曾说我是“暴力慈善”，但我认为，中国就需要我这样的“暴力慈善”；“我不怕任何人质疑，我心里的承受力是无限的。”（3月21日《新京报》）

陈光标做了善事之后，往往会带来一片质疑声。纵观这些质疑，没有人否认他做的是好事、善事，也没有人质疑他“吹牛”、弄虚作假。质疑的焦点在于他做慈善的行为方式不符合许多国人的“口味”，嫌他做好事“高调”或“暴力”。

其实，这些质疑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人做了好事，别管他是默默无闻不声张，也别管他是敲锣打鼓地“高调”或“暴力”。只要是好事，就应该予以褒扬，否则，就是一种心胸狭隘、观念腐朽的表现。

雷锋一心一意做好事，做了好事后不留名，是一种美德，值得学习；同样，陈光标做了好事，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也是一种美德。因为他们的核心是相同的，都做了好事，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助人”的作用。这是“异曲同工”。

雷锋生前虽然做了许多好事，可是，当时“外界”有几个人知道呢？又能影响几个人去以他为榜样呢？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媒体报道过雷锋的事迹、领袖题词“学习雷锋好榜样”之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雷锋这个名字，并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学雷锋高潮。这就是“高调”带来的良好示范效应。陈光标通过“高调”做“好事”，高调宣传自己，不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起到更好的示范效应吗？

雷锋与陈光标只不过一个做好事“低调”，一个做好事“高调”罢了，在宣传的必要和作用上，他们是“异曲同工”的。当一个社会“雷锋”少的时候，需要“高调”宣传；同样，当一个社会“陈光标”少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可以“高调”呢？“高调”有什么坏处呢？

有的富商倒不“高调”，可是也不见他低调“做好事”；有的富商还“偷偷摸摸”地做“恶事”，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安全；还有的搞暴力拆迁、为富不仁；还有的在“道德血液”与陈光标比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讽刺和攻击……这些，才是应该遭到强烈质疑的！而一些人恰恰抓不住事件的本质，一味地在“善人”的行为方式上找磋挑刺、吹毛求疵。难怪陈光标无奈地说：“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做大家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