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近日联合公布了260名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邮箱，目的是为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方便老百姓监督举报。但据记者抽样拨号统计，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接线官员称骚扰电话多。（新京报3月22日）

公布领导电话，不是新招，说是全国首例，其角度不过是指，在防止换届选举不正之风方面算是从未有过的创举。只是，这种把官员推上接受举报前台的举措，真的合适吗？而抽样统计的接通率不足四成，又是否能成为官员敷衍塞责的最好证据？

必须承认，即便是个普通人，面对手机里每天层出不穷的陌生电话，也会不胜其烦。甚至报道里也说，公布手机后，官员接到的大多不是对选举不正之风的举报电话，而是媒体记者来电。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试探电话，是不是本来就对他人构成了骚扰？官员到底有没有手机号、家庭电话的隐私权？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公事可以打办公室座机，而手机常常意味着私人空间。当然，在中国人看来，手机存在的意义，就是更方便地联系工作，可抽样的33人中，3人手机关机，没有关机的30人中，16人无人应答，这能说明什么？开会不方便接听，或者正好有事离开，每个人都不能保证手机来电一个不拉地接到。

换届选举不正之风，之前肯定出现过，且很严重，故才祭出这招。这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新困境，寄托于程序上的反复颠覆，来暂时缓解来自底层的民意压力。在不同领导倡导的不同形式之后，带来一时新鲜和改变，之后就归于沉寂。但问题的根本——渠道不通畅的弊端，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和处理。一轮轮貌似潮流的改革下，无非是将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回归、倒退到寄托于领导个人的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