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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资金资本殷实有助于这个企业和国家更好地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及风险一样，一个社会的 “社会资本”充裕，就能够使这个社会具备更强的应对各种不测风险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将日本人民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镇静、淡定和秩序归功于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其中包括大到法律政策，小到建筑设施，还有常态化的赈灾基金及组织体系。旅居中国的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更多的评论者则从所谓“国民性”中寻找理据。他们不无见地地指出，日本文化中的集体荣誉感、对社会的责任伦理、坚韧的武士道精神、克制的礼仪文化以及不惧死亡的宿命论思想……都支撑着他们能够比常人更加“善处逆境”。的确，孤身留守严重核泄漏阴影之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内进行抢修的“50死士”，得到了举世景仰，但他们中有人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却淡然坦言，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因为这只不过是根据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在轮流作业而已。

上述这些分析和评论显然都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灾害应对机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似乎只要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制度、资金和设施保障，一旦灾害真的降临时就一定能应对自如。我们中国也有一整套看起来相当完备的救灾机制和体系，中国各级政府内的地震、水文气象、食品卫生、疾病防控等专门负责防灾减灾的职能部门不可谓不周全，我们甚至还有专门的民防部门，可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都会泛滥成如此大范围的安全危害呢？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外部条件下，缺乏民间社会有效的配合联动，再强大的政府也是难以管控和应对这样的危机的。至于所谓的“国民性”的问题，则更是一种含混不清的陈述。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许确实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及精神气质，这与这些民族走过的不同历史有关，尤其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然而，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应该承认，无论是作为单体的个人还是集体的民族，究其本性而言，最多只有此处长一点彼处短一点的差异，并不存在什么整体上的优劣高低。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的话，那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种族主义的陷阱。

因此，即便日本在应对相同危机时表现得比中国要好，也不能证明日本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优秀。但假如这种差距确实显著存在，原因究竟又在哪里呢？把它解释为日本政府比中国政府更有能力，恐怕也是说不通的。

我认为，西方学者以前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最适合解释危局中的日本民众当下的表现。如果不追求学术层面的精准和细致，所谓 “社会资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中分散的人们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协同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和器物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所谓文化层面，其核心是一整套社会广泛接受和深信不疑的价值体系，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而所谓器物层面，即在这一价值体系之下追求并维系着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组织，如企业、协会、家庭、慈善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分别通过精神信仰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程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系人们的交往，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并延续。

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资金资本殷实有助于这个企业和国家更好地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及风险一样，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充裕，就能够使这个社会具备更强的应对各种不测风险的能力。很明显，在这次“3·11”大地震面前，日本社会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了它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社会资本”。

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失落的20年”里，日本经济停滞、政治失败、政府走马灯般轮替，但假如你深入体察过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他们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困苦和窘迫，一切依然各安其所、礼乐粲然，仿佛这样一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厚的“社会资本”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巨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