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首次披露，贪污腐败案件已出现了“35岁现象”，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增多，且呈涉案金额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点，“大多刚成为部门领导就腐败”。

人们好像很喜欢用年龄段来描述腐败的特点。比如前些年热议“59岁现象”“26岁现象”“39岁现象”等。

用年龄来解释腐败，很容易用笼统的逻辑、浮表的现象遮掩住腐败犯罪的本质原因，甚至还有了几分辩解的味道。古今中外，腐败的本质逻辑，就是权力变现；腐败高频的本质原因，就是监督匮乏。任何“快退休了”之类的解释，都容易“跑偏”。

因此审视腐败“35岁现象”，仍要搁置于权力的失控与约束的基本框架之下去考量，回答一些基本的命题：为什么“刚刚成为部门领导”就要腐败，显得那么急不可耐？为什么小部门的小领导动辄搞出涉案数百万的大腐败来，显得那么“大手笔”？为什么面对“前景”一点不珍惜，显得那么“贪图眼前”？最重要的是，59岁也好，35岁也好，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是贪污腐败的念头一旦滋生，便那么容易实施得逞，等到被揪出来，则一切晚矣？

这是反腐败遭遇的新问题。如果一定要强调“35岁现象”，它能够揭示的特点，只能理解为某些年轻干部胆子大、贪欲强、手段多，年纪轻轻就让虚荣享受占领大脑高地。而此种堕落的外部环境之一，就是西城区检察院所说的“上行下效”，在一种不良氛围中浸染，一旦掌权马上会想办法“权力变现”。而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显然要比“59岁现象”的现实危害更大，因为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用来腐败的资源，可以腐败更长的时间。

相比之下，我们在强调干部年轻化、高学历的同时，却没有及早将“严苛监督”的篱笆扎好。不管是分析各类案件，还是贪官在法庭上的痛哭流涕，都表明长期以来的监督困境，在很多环节仍然存在。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提出的“五太问题”，仍让人感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这“五太”不解决，腐败难根治。

温家宝总理说：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我们既需要发现腐败新情况，从中把握新动向，还必须从源头上全方位地加强反腐败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探索多元手段、全面参与的监督网络，避免权力太集中、推动权力更透明。

摘编自《华商报》4月10日文/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