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表示，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4月9日《新快报》)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和国际都市，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深圳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应该模范守法执法，但是从这个事件看，是有失众望的，于法于理都讲不过去。

从法律上讲，权力与权利之间需要公正的法律来维系，否则，绕过法律，权力就可以肆意践踏权利。因此，在正常的法律框架内，只要公民没有违法，公民自由迁移和人身自由就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强行限制公民的迁移自由和人身自由。"治安高危人员"并非违法人员，就算这些人曾经有过犯罪前科，也已经罪罚相抵了，现在是合法的、自由的公民，享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把他们打入另册，否则，就不是歧视那么简单，而是粗暴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国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至少是上位法）允许警方可以这样做。

即便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的违法可能性较之普通市民更大，潜在地影响了大运会安全，并不能因此就将他们驱逐出境，因为可能发性并不等于一定发生，可能发生不等于现实发生，这种以可能性来采取违法行为的做法，实是有罪推定，是很难成立的。比如深圳警方将"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的，"行踪可疑"的，都定为"治安高危人员"，试问，如何依据这些行为就判定这些人是治安高危人员？就不怕殃及无辜？更可笑的是，深圳警方还将某些精神病人放在清理之列，这就不只是有罪推定，而且失之人道了。

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做法仍然没有跳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是典型的懒政，可视为"严打"的温柔说法。这在短时内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为治理者的政绩加分，甚至还会赢得大部分市民的喝彩。但是，这8万余人的权利谁来维护？他们承担"方便管理"的治理成本谁给予补偿？建立在牺牲他人权利基础上的安全稳定能否可靠持久？这些深层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就要慎之又慎。

换一个角度看，对于治安高危人员，如何教育挽救，防微杜渐才是根本，这是一个春风化雨的长期工作，也是最管用的办法，弃此而不用，简单粗暴清理，无疑会让这些人员越发生产被社会孤立的感觉，更加激起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而增加了社会不安的因子。何况，短时的"清理"仍然不无法阻止回流，反而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

为了大运会安保作想，进行治安高危人员排查行动尚可理解，也许还能起到震慑作用，但"清理"、"驱逐出境"则不可取，倘若这种做法被认为合法合理，那么，放大而言，治安高危人员就该被驱逐出国，这样，岂不是国泰民安了？可这显然是不可取、不可能的，小到城市，大到国家，都必须依法依理而治，这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循的基本准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精细化和人性化的管理必不可少，一刀切的粗暴管理正好背道而驰，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希望深圳警方接受公众监督，立即取消这种错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