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云龙22日发生一起司法强拆过程中自焚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4月24日，该拆迁司法执行主体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就该起事件作出说明，表示引发该事件的核心问题是拆迁补偿。（4月24日 中国新闻网）

俗话说“人命关天”，自焚人汪家正生死未卜，逼使其以自戕方式捍卫自身利益的荷塘区法院就在转移焦点，卸责说核心问题是“拆迁补偿”，仿佛事件没有升级，其颟顸与冷血可见一斑。若在今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施行之前，法院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如此表现倒还情有可原，但现在，他们身为该司法强拆的主体和当事一方，就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

屡遭诟病、酿成多起血泪惨剧的行政强拆“寿终正寝”，拆迁主体实现了让渡，如何防范行政意志假手于司法机关来继续施暴？这曾为一些时评人深为担忧过。毕竟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中，法院需接受政府的财政供养，且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做到利益切割，这样的质疑，也就理所当然有其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株洲的这起拆迁户自焚事件，恰好为之提供了一个鲜活标本。

一、该法院强调涉案项目的公益性及得到了国家部委支持、省批准，涉拆户268户，“只有汪家正等10户以补偿标准太低为由拒绝搬迁腾地”，等等。其隐含的逻辑是：工程是合法的，汪家正等人自然就沦为阻挠者、“钉子户”，这和“与政府作对即是恶”的蛮霸思维何其相似乃尔!与主拆方观点不一致就得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与大部分涉拆户行动不一致就得乖乖随大流？尚有10户拒拆，法院就忙迭迭直接上铲土机，企图一推了事？除了多了一道司法手续，这与行政强拆又有什么两样！

二、法院方对事发之际的描绘是，“法律宣传过程中，为防止爬上楼顶的汪家正父子掉下造成伤害，安排了一台铲土机搬运松土，铺在汪家楼下水泥地上”；之后汪家正“突然情绪失控”、“不慎摔倒”，现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扑火”，而“遭其侄子二人强行抢夺灭火器和担架”……给人的感觉是汪氏子侄自己执意想死，倒是法院方仁慈至极，铲土机作业，目的也非为拆迁，而是出于防止楼顶父子落体时摔坏的考虑！这种悖离常理、欲盖弥彰的说法，明显是为开脱责任而编造一面之词。其行为方式、宣传策略，与江西宜黄强拆堪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法院方认为，汪家房屋经认定的合法面积为280.03平方米，可获征购等费用35万元以上，且拿出14万余元即可获得240平方米的安置房。而汪家正女儿的陈述则是：他家两栋连体两层楼住房建筑面积为600多平方米(不包括猪棚)，补偿款32万元左右。这样大的核算出入，不细化工作，求得共识，怎么能不淤积情绪，激化矛盾？事实上，双方的针尖对麦芒，也从现实延伸到了网上；市领导在现场办公时还曾强调要“强势推进”征拆，并要求尽快法院向省高院申报“先予执行”的简易程序，等等。显然，综上所述，视正当诉求为蓄意阻挠，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对性质，工作不够贴心、耐心，不知道换位思考，加之政绩焦虑、权力蛮横，这些，才是最终引爆自焚事件的“核心问题”所在。这些，还有一点“人民法院为人民”的影子吗？

“行政强拆”走了，被其灵魂附了体的“司法强拆”又接踵而至，“依法治国”的尚方宝剑一端，会更理直气壮，呈现万夫不当之勇。行政强拆出了人命，尚可寄望于“司法裁断”一途，通过“底线公正”来找寻安慰、求取公平；而如司法沾染上行政习气，或者干脆共穿一条裤子，相伴地方政府“保驾护航”，个体弱势群众的维权之路，还能看到几许希望？在“公共利益”的幌子之下，假使他们农田动辄被占、住屋动辄被拆，生计动辄被毁，又去哪里去获得制度的救济？

由此观之，那烧伤面达百分之七八十、至今只能靠呼吸机苟延性命的汪家正，其毅然自焚，与其说是出于悲愤无奈，莫如说是源于行政强拆借助司法“还魂”所致。我为狠如豺狼的某些地方政府的蛮霸、狡诈而惊，我为底层“被拆迁户”被动、凄惨的生存境遇而悲！

对照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照胡锦涛总书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谆谆告诫，“酿制”了如此惨剧、对待百姓（即便是“钉子户”吧）的痛楚和性命冷若冰霜的某些官员，是否该扪心自问、闭门省思呢？谁来还拆迁户一个公道，谁来痛责、制止一下地方官员的为非作歹，草菅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