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而上访。医院外请医师假扮“上级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当众宣布调岗。郭俊梅起诉后胜诉，法院判深圳二院登报道歉，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但认为诊断医师无责，法官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郭俊梅表示，她会继续上诉。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单位为打击报复上访或举报人，将之“精神病”的案例频频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如何防止此类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再度发生？

精神卫生立法势在必行

认定、强制收治精神病人涉及对患者的人身自由权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制定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势在必行。遗憾的是，《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起草，历经26年仍“千呼万唤出不来”。关键在于精神科医生与公众、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问题上，分歧很大。多数精神科医生支持以法律形式肯定强制收治，而社会公众普遍担心“被精神病”。

我国现实中的精神病收治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诸如：强制收治一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强行收治；医院往往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为由，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缺乏有效的异议和救济机制，一旦被收治，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当事人的任何抗议都是徒劳的；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起诉难、取证难等重重困境。

导致强制收治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医院一厢情愿地将强制收治视为纯粹的医疗行为，而否认强制收治是涉及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将引发法律后果的涉法行为。并且，医院往往片面地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赋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这就为任何人都有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如何既能使精神障碍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又能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是精神卫生立法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