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条让一喜一忧的新闻，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重庆检察院承办的“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重庆巡展”已在5月16日开幕，这是首次以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展览。（5月17日《重庆晚报》）

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于５月１日施行之后，已产生了首例对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处以限制减刑的案件。但是，贪污受贿罪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引发了社会担忧。（5月16日《瞭望东方周刊》）

如此对比，可否如此理解：一边是对渎职侵权犯罪进行高调的全巡展，一边是贪污受贿罪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即，一边是显示对吏治的隆重宣传和严治决心，一边是对官员贪污受贿罪采取宽容这态；即，在打击官员的犯法犯罪上，宣传上搞得很有声有色，制度设计上却躲躲闪闪。如若是这样，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让官员有太多的畏惧，因为，制度上设计已经给他们铺就了低成本的犯罪机会。

从定义上看，渎职犯罪和贪污受贿罪是不一样的，但两者都发生在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中的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权，甚至滥用职权的结果。都应该在制度设计上给予“精确打击”，而所谓“精确打击”，就是要“精确量刑”，只有“精确量刑”，才能“精确打击”，让犯罪无处可逃，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倘若做到这一点，那么宣传就能起到杀鸡给猴看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倘若做不到这，再怎么宣传也收效甚微。

我们知道，要说做警示宣传，谁也做不过朱元璋，他把贪官进行“剥皮食草”给其他的官员现场观看，这种血腥残忍的宣传警示无人可及，吓得官员面如土色，但明王朝贪腐之盛，历史上有名。因此，靠制度而不是靠宣传，是人类无数反腐尝试后得到的最可靠的办法。

我们当然承认，这些年，我们在吏治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中央领导三番五次强调，严打一轮轮进行，宣传教育长抓不懈，但效果并不太理想，贪污受贿、渎职侵权屡见不鲜，且贪污受贿数额越来越庞大，渎职侵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责任事故越来越突出。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新的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１３种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限制减刑后的服刑最短年限达到27年以上，可是贪污受贿罪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不能不令社会担忧。

从这样的刑法修改，我们固然看出对人道、文明的主流价值的尊重，但却看不出对吏治从严整治的信号，相反，一方面提倡慎杀、少杀，减少死刑，一方面在生刑上不进行限制减刑，留下了人为操作的空间，不能不令人担心，一些被免死的贪腐官员，则会利用各种手段和资源，获得各种各样的减刑机会，出现量刑不精确的偏差。这样，沿着“免死－减刑－假释”的路子走下去，很快就会变成“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最终损害司法公正。

事实上，按照刑法３８３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是，近些年来，官员因贪腐被判死刑的很少，被立即执行的更少，甚至连贪污上亿、上十亿的官员都被免死。而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这确实大大削减了官员的违法成本，以至于让官员不惮于“前腐后继”。

预防贪腐，从严吏治，就要按中央的要求，使贪官“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这要靠司法的“精确打击”，而宣传教育只能是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