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区两级约1万辆公车，将在今年8月底前全部安装GPS，所需费用为1658.89万元。广州市纪委副书记严翠芳表示，这笔费用不用从财政另外支出，而是从各级部门用车费用中划拨出来。

从理论上说，公车是机关领导和公务员工作中使用的交通工具。机关这个庞大的集体或者系统，实际上也是党员集聚之地，而党员应该是有先进性的。这种先进性既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依靠法律、制度、他律和自律来实现的。GPS作为高科技产品，从技术角度说也是有先进性的。公车的使用者以党员干部居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公车安装GPS，是人的先进性和技术先进性的比拼和较量。本来作为党员干部应该有令行禁止的自律操守，但公车私用却泛滥成灾，人的先进性最后却不得不借助技术力量来保证，才能遏制公车私用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笑谈。

按照严翠芳副书记的意思，安装GPS所需的钱不用从财政另外支出，是从各部门用车费用中划拨的，好像这笔钱不值得吝惜或者节约似的。但实际上用车费用既然是从公共财政中列支的，那么就依然有着公款的身份，无非是本来就应该节约，而没有实现节约而已。因此，不管是从哪儿列支，并没改变公款安装的本色，这就像说“白马非马”。这也与最近一些地方动辄大手笔花钱搞什么建设，但又坚称钱不是政府出的，好像社会的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滥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之一，每年造成堪称惊人的巨大浪费，公众和舆论反响强烈，公车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从上到下，不仅改革的进度似老牛拖板车，即使已经推出改革举措的地方，除少数被认为比较成功之外，多是权力自肥的把戏，被断然喝止。

腐败是群众痛恨的社会问题，也是导致社会不公，民怨滋生的重要原因，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贪污、受贿腐败有着隐蔽性特点的话，那么“三公消费”就是公开的腐败。当我们强调坚定反腐信心，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反腐举措的时候，对这种公开的腐败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多少都是对反腐决心、力度和举措的消蚀。公车需要也可以通过安装GPS来回归“公”的本色，那么公款出国旅游和公款吃喝又靠什么来遏制呢？如果没有技术的发明和跟进，我们是否只能顺其自然，“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广州公车安装GPS，传递出来的并不是令人欣喜的信息，而是监管不力的无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津津乐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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