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今天，《新京报》的潘采夫有一段话，他启示了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互换人心很重要，制度建设更重要，对帮助别人做出奖励，对陷害别人做出惩罚，这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请注意啊，要从制度上保证摔倒的人不去陷害人，这个需要解决他们的生存保障，如果摔倒了可以看病不花钱或者完全能承担得起，他们就没有必要去陷害，能够自立才会有自尊。

他的这段话，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等等这方面或者说看病不是那么难，或者不需要那么多的钱自己掏不起的话，他可能就不用去诬陷别人，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为什么会是那么多的老太太在跌倒了之后，别人救她的时候反咬一口，可能她担心，我接下来我自己去看病的话，我怎么办，那能不能从机制上去让好人做好事的时候，有一种更好的这种保障。

好了，除去这种法律以及公共权利、以及社会应该去做很多事情之外，其实民间组织也有得做，接下来我们短片与此有关。

(播放短片)

解说：

当摄像头澄清了事实，在江苏南通，飞鹤公司的司乘人员殷红彬和郁维贞，受到了社会的赞扬。

市里的有关负责人感来慰问，并且将为他们申报当地的见义勇为好司机奖励。奖励这是很多地方对于路上益举的措施，今年年初在深圳高三学生罗伟和周天成在路过国威路时，看到一位老太太跌倒在路边，他们两人将老人送到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在联络到家人后，也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护送回家。

罗湖外语学校学生 周天成：

我回去以后，两种极端我都没有想到，一个是他们说，会不会被骗，或者是被奖，我都没想到。当时就当成一件普通做好事。

解说：

正是这件普通的事情，感动了深圳，他们不仅获得了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人一万元的奖金，罗湖区教育局还兴师动众地召开了“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的表彰大会，但是单纯的奖励是否能够解决人们对于行善的后顾之忧呢。

与此同时也有人在试图通过其他尝试去破解这个难题。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教授 谈方：

不管是谁，你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搀扶由此打的官司，我们律师免费给你打官司，你如果真的是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金额，不管多少，有人问我们，设不设上线，我们不设。

解说：

化解好人风险、不让好人寒心，这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主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在今年的3月5号雷锋纪念日这一天，启动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专门为那些勇于搀扶受助人却反而被冤枉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和基金赔偿。

谈方：

有人就问，这个也设个基金吗？我说是我们也不想设，但是不设不行，我们通过设立这个基金来源呼唤，来唤醒更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来化解这个风险，来让这个基金最后不起作用，甚至完全取消，那才是我们的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解说：

基金成立的半年来，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捐款，60多位律师维权自愿者参与其中，至今已经接触过三起类似案件，都是虎扑篮球：一方实施爱心行动后，反被冤枉。但其中的两起当事人最终都放弃了法律维护。

谈方

放弃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他们不想再提及这种事，因为这种事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他们说无法理解，好心帮助别人，反而还陷入官司。

另外一种原因，他们又怕提起这事之后，周围的人就会对他们议论纷纷。我们的社会缺乏强有力这种见义勇为的保障和救助机制，而是去靠当事人自己去承担，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到处去碰壁。

白岩松：

的确，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搀扶老人的这种帮助基金，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实呢又会给了你一个冷冰冰的这种回馈，半年的时间里头，只有三个申请，后来两个还是中途就已经放弃了，只剩最后一个坚持了，那么整个这个基金的创办人谈方对此他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

谈方：

他们认为接受帮助就反而变成了自己要去讹别人，自己要去利用这个机会来捞一笔钱，要么就是让爱心组织，给他们支付赔偿金，我说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支持你、帮助你，我们是帮助整个社会的风气，帮助更多像你这样的好心做好事而受到冤枉的人，也是为了将来更多的，像你这样去帮助别人的人，不再被别人冤枉，不再被别人打伤，所以我说你要接受我们的帮助。

第二个就困在我们的社会，缺乏强有力的，这种见义勇为保障救助机制，往往当这样见义勇为的事情出来以后，见义勇为被冤枉了，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往往没有机构，没有人员出来帮助他们化解风险，而是去靠当事人自己的去承担，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到处碰壁，到处去遇到的一些困难。

白岩松：

当最初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都不愿意归咎到道德沦丧、人心冷漠，可是后来随着我们在道德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口水之后，发现这个事情还不仅仅简单是这样，于是我们开始期待，法律能够站出来，媒体又该做一些什么，然后整个救助机制又该有哪些突进，这个时候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推动。

不过，当我们去期待这些方面有了积极改善的同时，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身，难道我们真的就那么怕吗，不妨拿《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员张天蔚的这段话作为咱们今天的结束，反省我们自己，制度固然重要，但在当下我更想强调个人的道德承当，和由此构成的社会道德氛围，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决，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不堪一击，行善之后被讹诈，而且被错判，毕竟只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这样的风险概率就足以阻止你伸手救人一命，则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对了，我们不能把自己不打算做好事给推到了“哦，我担心”上，还是去做吧，好，今天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