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之危 让相互守助竟成奢望

深圳联防队员打砸民宅强奸女子事件，正在激起围观者的愤怒：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二十多岁的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而其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当重新审视这起悲剧，就会发现它在挑战公众对于生活的底线想象：在现代秩序社会里，明火执仗、私闯民宅、强奸施暴，大行其道。而最具悲剧色彩的是：本该守望相助的丈夫，在妻子遭遇到最不能容忍的羞辱时，竟成了沉默无助的羔羊。

然而，那些不能被表达的“守望相助”，就真的只是杨武一个人的罪与罚吗？或许这里更有一个生活于底层的外地人的“固化性无奈”：杨武来自安徽阜阳，开一家修理电器的小店，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样困窘的生活底色，注定他“无钱医治受伤的妻子”，也注定他要做一个“懦弱的人”：不仅日子过得紧巴，也需要“能忍则忍”。

正因如此，较之这起“众目睽睽”下的强奸案，真正应审问的是暴戾发生的“无所忌惮”，关注点更应指向“联防队员”的身份标签：身负着维持当地街道居民安全之责的联防队员“杨喜利们”，为何一直以来都是“脾气暴躁，经常打人砸车，没人敢管”？为何杨武经常被他们所打，小店东西经常被砸？与其说强奸是一个丈夫懦弱导致的悲剧，不如说它是僭越的联防队员权力结出的恶果。

城市治安联防队伍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在特定背景下，它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可伴随着当下城市管理法制化趋势，联防队伍越来越呈现出其本身的缺陷：一方面，他们“妾身未明”，群众色彩浓厚，却又拥有着无约束的执法权；另一方面，一些管理机构依然习惯这样“执法队伍”的存在，并未去思考他们的权力如何被“关在笼子里”？

超越法律意义的存在，行政权力的习惯性无视，城市治安联防队伍不正常、僭越的生存状态，自然就催生了其队员种种不合理的执法举动或曰常态：准入门槛低、好勇斗狠，利益寻租……我无意去铺陈当下城市治安联防队伍呈现出的弊端，不过显然的是，一起强奸案已以血色反证出其极差的公共形象，也验证了不加约束的权力稍加纵容便会衍生出何等可怕的后果。

“他们中的一个人死去，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死去”，同样，他们中的一个人受辱，也就是我们所有人蒙羞——所有的人，都必须生活在可被保障的安全中，这也是温情脉脉的夫妻间“相互守助”不被吞噬的理由——我们必须继续追问：法治如何得到遵守？失范的权力如何得到约束？安全的意义如何被管理安全者合理地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