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日志”背后的“三重门”

广东女孩黄妮超读初二时检查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2007年，黄妮超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大学时曾同时打4份工。今年6月，黄妮超大学毕业，因为患病，初试便被很多单位拒绝。7月份，她开始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日志，为此，网友称之为“临终日志”，并呼吁为黄妮超募捐。（11月14日《新京报》）

黄妮超的笑容阳光灿烂，那种青春女孩独有的朝气呼之欲出。可就是这样一个正处于人生华年的姑娘，却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死神的考验，并写下催人泪下的“临终日记”。

其实，她的人生完全可以不以这种方式为我们所告知，她那可怕的疾病如果施救得当，也完全可以控制。以现在的医疗条件，红斑狼疮不是多么可怕的不治之症。邻居女孩也是在十几岁时罹患此病，几年前就已经结婚生子，对她的生活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可是因为没有钱，黄妮超的治病历程看起来无比悲情。社会救助、医疗保险，在这个孱弱的女孩身上可以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她的患病，昭示着一个普通人“病不起”的社会现实，具有标本意义。在这个身体孱弱而又精神坚强的生命面前，疲软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次次为她关上了希望、生存的闸门。

社会为黄妮超关上的第一重门是医疗保险。在黄妮超的患病过程中，这本应起到最基础作用的保障体系是缺失的。因为没有医保，她的治疗完全依靠个人、家庭的力量。读中学时候依靠父亲维修小家电的微薄利润生活看病，每次都是在疼得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就医。读大学之后，为了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医疗费，她还不得不打四份工，每天睡三四个小时。作为一个病人，她怎能承受如此大体力、高负荷的工作强度？

社会为黄妮超关上的第二重门是社会救助。在她生病这段时间内中，也没有任何针对患病家庭、弱势群体的社会力量介入。此时，社会爱心人士为患病者捐助的善款去了哪里？各级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在黄妮超家教、洗碗、发传单的时候又在哪里呢？我们的善款，可能在红十字会的天价午餐费里，可能在郭美美、卢美美们的丑闻漩涡里……就是没有抵达聪明善良的好姑娘黄妮超的床头，为她的葡萄糖注射液里倾注一点爱心的水滴。

当然，我们这个社会也毫不留情地为她关上了第三重门，那就是就业。倘若有任何就业指导机构、妇联从中协调、搭桥，帮她找到一份工作，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自我治疗的机会。不仅如此，依靠她的专业知识与医学背景，她还可能更好地回馈社会。这一点，从她读书时候资助5个失学女孩就可以窥见一斑。其实，过早的救助，不仅花费少，而且回报高。像黄妮超这样的女孩，早早帮她把病情控制了，不仅会为社会节约巨额的医疗资源，还会取得不错的社会收益。

日日夜夜，她的生命在等待中枯萎，她的未来在疲软孱弱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行将凋零。她像一根发黄的小草，却在想尽一切办法求生。我们疲软的社会保障体系，什么时候才能完善，什么时候才能够对每一个生命都心存敬畏，什么时候才能不依靠媒体曝光就能挽救一个如此美好的生命呢？这不是黄妮超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面对疾病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