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小豪的死亡担责？

去年，北京关闭了一大批打工子弟学校，有三万多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当时一位家长躺在地上大喊：我们也为北京做了贡献，为啥我的娃就不能受到教育？现在我们无法知道这三万多的学生都流向何方，但这被关上大门的学校会是他们永久的痛。前几天央视曾跟踪采访云南的学生上学，他们清早五点就要走路去上学。他们最大的今年刚上五年级，最小是上二年，每天要走两个半小时的山路上学，中午带着干粮在学校吃，下午放学还要走两个半小时的山路回家。当问到他们苦不苦的时候，那些孩子笑着说还行。记者没有追问下去，只是在平静的述说着这些孩子的苦与乐。

是谁关闭了村里的学校，让这些孩子不得不去十几里外的乡里上学？国家在2009年就开始反思撤点并校政策的缺失，并着令整改。既然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保留必要的学校，为什么长沙的有关部门还要撤掉村里的学校，把这些学生送到十几里外的乡里读书。政策的解读到地方居然变异成强制执行，这里我们要问责的不能只是一个学校，还要追查究竟该有哪个部门为一个生命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