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私刑是对法治的“反动”

日前，武汉江汉区常青一路站北新村发生令人唏嘘一幕：4名拾荒者在拆迁片区拾荒时，被拆迁人员当小偷捉住，罚跪近1小时。几位拾荒者胸前被挂上了“我是小偷”红字的牌子，直到警察赶到后，4人才得以解救。警方称4名拾荒者是否涉嫌盗窃仍在调查核实中。对于有人责令他们挂牌罚跪的行为，警方也在调查处理中。（5月5日《武汉晨报》）

“小偷”遭私刑，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上月初，一名妇女在福建晋江安海镇中山中路偷窃两个面包时，被店主当场抓住，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店主将该名妇女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除此以外，公权力动用私刑处理官民矛盾也不乏其例，比如曾经备受舆论关注的“杯具门”、“母老虎门”。

所谓私刑，指的是不按照法律程序施加给他人的刑罚，或者说是非法地私自对人施用刑罚。从法律的角度看，私刑的本质是有罪推定，表现为某些个人或群体无视程序正义，以私人意志为依据，私下对他人执行刑罚的侵权行为。一些人之所以热衷私刑，一方面源自司法公信力的不足，以至于部分民众将动用私刑视为伸张“民间正义”；另一方面，在于动用私刑的后果较轻。特别是在惩罚小偷这类事情上，有关部门对于动用私刑者的处理大多以批评教育为主，而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私刑的泛滥。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距离法治国家的最终建成还为时较远，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公众缺乏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程序的尊重。必须承认，由于司法重证据、讲程序，不可能像私刑那样“高效”、“痛快”，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复仇”心理，但这正是我们追求法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滥用私刑尽管迎合了当事人即时的情绪宣泄的快感，却加剧了社会的暴戾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私刑泛滥无疑是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反动”。

以拾荒者遭私刑、被罚跪一事为例，即便他们真是小偷，真的存在搬运电线、建材等物品的行为，那也并非人人能够喊打。因为如何处罚需由公安机关依法侦处，作为公民，被拆迁人员只拥有报警，或者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公安机关的权利。像现在这样又是罚跪又是挂牌子的做法，明显侵犯了“小偷”的人身权利，甚至涉嫌侮辱罪。根据有关法律，可判处当事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总而言之，无论是谁，只要擅自对他人动用了私刑，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必须受到公刑的严惩。如果一味以司法公信力不足为由，沉迷于私刑这种私力救济，那么法治势必越发边缘化，社会将陷入“以违法对违法，以犯罪对犯罪”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