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进入扒粪时代”或为时尚早

9月4日的《环球时报》以“中国进入扒粪时代，方大国们必倒”为标题发表社论，强烈谴责方大国和为其背书的越秀区区委宣传部。文章称，美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进步主义时代”，盛行舆论对官员的“扒粪”，到处都是黑幕，今天的中国似乎来到了这样的时期。

文章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热情洋溢地宣告了“中国式扒粪时代”的到来。笔者理解这份激动，比起以往很多舆论监督“墙外空喊、不得入门”的尴尬，近期杨达才事件、方大国事件，不管如何一波三折，最终走向倒也可谓顺应了舆情。但扳倒(不见得真倒)一两个官员，就宣告“中国式扒粪时代的到来”，可能有点盲目乐观了。能成为一个时代潮流的“扒粪”，离不开几个大小前提。

所谓大前提，是对当下很多社会积弊需要“扒”出来曝晒、而不是捂着发霉的共同认识，是对“揭丑严惩——— 制度完善——— 秩序重建”基本逻辑的普遍认同。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不少问题，食品安全、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都深深灼痛着国人神经。有的人习惯用“形势整体大好”、问题只是“一个指头”之类的表述将其遮蔽。这种观念在一些权力部门那里非常顽固，一两个官员被监督只总结出“做官要低调”的经验，谈论“扒粪时代”是不是有点奢侈？

所谓小前提，是“进步主义运动”需要很多力量的协作、配合。其一，是记者、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热心公民能够无障碍地做“啄木鸟”，利用大量平台、从多个角度揭露丑陋面。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手段，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微博将这种表达推向高峰，但“注意力监督”的最大局限，是能推成“热点”的少，能持续的时间有限。

其二，是权力体系对于“扒粪”的热情呼应。这包括上级权力部门，对辖区问题真的能“眼里不揉沙子”，闻过则改，不包庇；还包括司法等部门的主动介入。“媒治”只是监督发力的一种手段，很多问题要回到“法治”平台上，需要必然的、经常性的化解。现在就整体而言，这个氛围还不够。

其三，是制度完善与秩序重建的努力，这是与民间“扒粪”热情实现良性互动的终极落点，也是社会信心大小的关键所在。分析美国百年前的社会进步运动，不是满足于“揪出一个个问题”的，而是“揪出一个问题、反思一个领域、拿出一套措施、重建一种秩序”的举一反三式努力。观照当下，食品领域问题迭出，监管漏洞被讨论了数次；裸官、腐败官、霸道官前赴后继；虎扑篮球：官员财产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受约束、事故追责等制度倡议也喊了多年。整体而言，或许痛感还不够强烈，对此形成的制度完善仍不给力。而没有这些“制度笼头”作保证，一揽子预防、根治，各种积弊就会前仆后继，极大地挑战公众的耐心与信心，这也是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一再呼吁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管怎么说，“扒粪”都是一个指向“进步”的概念，正视转型期的问题，才能揪出它、解决它，谁都应该乐见“扒粪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力地为这个社会输送进步的“正能量”，这是真正的利民利国，善莫大焉。任何阻碍它的力量，都会伴随狭隘私利的魅影。各司其职，各有其责，无障碍地挖出丑陋；权力部门又及时通过立法、严惩等手段作出呼应，互动当中产生逐步的改善，重建了基本的秩序……唯有充分建构起大小前提，我们才能欢呼一个“扒粪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