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诉学校”，能否成为公众维权参照？

“2010级学生的新生奖学金是9000元，2011级学生却只有2000元”。昨天上午，中国政法大学78位2011级法律硕士生集体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校方招生简章中未公布奖学金具体政策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补发之前的奖学金。但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未明确是否能够立案。校方回应称，奖学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拨款取消导致。

权利觉醒的时代，学生起诉学校，早已算不得新鲜事。但，此次事有特殊，一来参与人数众多，不同于以往的“单挑”格局；再者，事情缘起“奖学金发放”，也有别于过去因受“严重侵犯”而导致的官司……所以，纵向比较来看，如今大学生提起诉讼的“临界点”确乎降低了。之于维权，他们更勇敢，也更为直接。

学生维权，更依赖司法路径。评价此一趋势，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尽管通常意义上，公众乐于将该变化，理解成“新生代权利意识强化、法律素养提升”；但不得不说，在任何社会，“兴诉”都不宜被过度鼓励：动辄诉诸司法，不仅会令多元的博弈过程狭隘化，也将空耗稀缺的司法资源。其后果是，那些最需司法裁断的“案子”，更大概率面临不必要的搁置。理性者，应当把握好“诉讼”的启动门阀，在“滥诉”与“不诉”间取舍得当。

“78名硕士生起诉学校”，开局很热血，中段稍落寞，结局更犹未可知。据悉，学生们为避免举证，提起的是行政诉讼。但，昌平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大学是事业单位，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学生们还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在招生简章中，对奖学金采取了列举和模糊说明的方式处理，影响了知情权和选择权”。然而，“招生简章”毕竟不是严肃的契约文本，某些措辞含糊，似乎也有理由不被动辄得咎吧。

若跳过对细节的梳理，“学生诉学校”的意象，确乎彰显着某些积极的象征。然而，对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公众心底的激动，又不免褪去不少。恰如一些人说的，该行政诉讼也许是不必要、不成立的，且学生们的主张也未必充分……其实，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官司”。既然校方声称，“奖学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拨款取消”，就该早点“出示相关文件，或提供会议记录等依据”。秘而不宣，当然会激励学生们维权决心升级。

公众当然乐见学生们“拿起法律武器”，但也希望看到，“学生诉学校”能更成熟。毕竟司法裁断，在漫长的程序之后，终将通往一个不可逆的结果。而不论是为追讨“奖学金”，甚或为“推动高校财政公开”，学生们都未必没有成本更低、更具柔性的方式可选。轻率地“上诉”，无形间已将事态推至难以回旋的境地，最终效果有待观察。

“78名硕士生起诉校方”，所以博得赞誉一片，实是源于全社会的法律崇拜，而这无疑又是对司法疲软年月的情绪反弹。只是，鼓励司法维权的同时，也该重申“兴讼”当有的节制精神。如其不然，“因奖学金减少起诉校方”，便只是那些学生们的意气风发，而难以转变成可供参照的经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