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时代”的安全与隐私

几天前，上海友谊路克山路一根横杆上密布着近60只摄像头的照片，在微博上疯传。随后，有网友晒出了北京四通桥附近一根电线杆上挂11个摄像头的照片，武汉某地铁站旁的立柱上安装20个摄像头的照片也让网友直呼“惊呆了”；更具轰动效应的一则新闻是，湖南长沙于去年3月启动的“天网工程”日前全面完工——2．6万个政府架设的摄像头和18．6万个市民商户自搭摄像头，让这座城市的视频图像应用进入全国先进行列。（综合《法治周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对那些架设在半空的摄像头，就应该不会太陌生。它们或被用来监控交通，拍摄路况并记录交通违章行为；或被用作治安监控，民警事后可通过监控录像排查可疑人员；还有些商业场所，出于自身商业安全考虑，也装了监控探头。尽管如此，估计很多人此前并不知道，城市监控探头竟如此密集。

摄像头在震慑犯罪分子、协助警方破案等方面的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检索媒体报道，在完善地铁摄像头系统后，纽约地铁的犯罪率较上年下降了37％；而公共场所架设密集摄像头的香港地区，犯罪率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12年的数据显示，香港犯罪率远低于伦敦、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在一些法制节目中，也常常有警察调去路边摄像头的画面而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摄像头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有一个问题是，架设在街角巷陌的摄像头，会将所有处于可拍摄区域的画面都监录下来，人们虎扑篮球：隐私的担忧随之而来。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的人应该都记得，主角楚门就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各种摄像头前的人。事实上，此前一些情侣亲热的画面被摄像头拍下后泄露到网上，就已引发过虎扑篮球：监控探头是否太多的争议。

一边是安全，一边是隐私，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是“摄像头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追求安全有序的社会秩序，人们必须让渡一部分隐私，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但这种权利让渡必须有适当的限度。比如，公众允许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被拍摄，但也应得到保证，被拍摄的画面不会被滥用、被无端泄露。

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用于规范摄像头架设和管理的法律，甚至连谁有权架设摄像头也都缺乏明文规定。正因为存在这一短板，很多被摄录的内容在保存的时候都比较混乱和随意，一些商业机构随便买一套监控设备就可自行安装了。最近几年，有一些地方尝试出台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但这些毕竟只是地方性文件，其约束力明显不能让公众拥有稳妥的隐私安全预期。

反观国外，尽管街头的摄像头也不算少，但他们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一般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无论是安装监控摄像头之前的审批，还是对摄像头监控内容的管理，抑或出现侵权纠纷之后的责任认定，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甚至连摄像头的朝向、位置高低等内容也都有规定。这种完善的规章制度，无疑值得借鉴。

此前有调查机构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拥有公共摄像头4000万台。这意味着，我们已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摄像头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可能更安全，也可能更没有安全感。在此语境下，如何平衡安全与隐私的关系，如何在编织安全监控网的同时，用完善的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成了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