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回归荣誉方可破解“退休难”

央视《新闻1＋1》栏目近日播出了对两位已获准退休和正在努力争取退休的院士的采访，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的关注。已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的话很发人深省：“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可见，在院士头衔的炫目光环下，院士们并不都是乐在其中的。这不免让我们深思，为什么院士退休难呢？

一旦身为院士，便须“工作到死”，这不但对院士不人道，对学术研究也无益处，这似乎是简单的道理。当前院士年龄段集中在70岁到89岁之间，年龄结构老化现象非常突出。而据统计，他们除科研外，平均每人兼职高达7.2个，这便是青壮年也无法胜任。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并不需要亲自去做这些工作，只要有他们的金字招牌，便能为单位和地方争得利益和荣誉。

在这种的情况下，希望能静享晚年生活的院士们恐怕就只能“长恨此身非我有”了。当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或高校研究院竞相用高额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等来争夺，许多评奖、颁奖、考察活动竞相邀请，在这些诱惑下，更多的院士也很难自动要求退休。

可见，院士退休难，就难在利益之链难打破。一旦进入名利场，在各种学术资源的分配上便占据特权地位，而一些政府官员也利用权力参与学术资源的争夺和分配，这使当前的院士制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官员们在增选院士名单中比重过大，院士增选过程中行贿拉票，院士申报材料造假，院士和候选院士侵占学术资源和巨额科研经费等丑闻时有曝光。如果我们能真正将院士作为一种荣誉称号，一种学术上的肯定和激励，而与具体的利益脱钩，让院士们在力不能任的情况下退休颐养天年，岂非善事？

而进一步说，相关制度的弊病，还不在能否避免院士老龄化、建立退休和退出机制，而在于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越位评定。既有规定中，院士为“终身荣誉”，这使院士如同劳模一样。但这里的问题是，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评价机制，获得某一学科重大突破的学者，必能得到其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并由此在学术圈享有盛誉。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做出相应的学术评价，如果由政府把巨大的学术利益和院士评定挂钩，必将使单纯的学术评价走样。据研究，美、日、英、法等先进国家，都没有类似中国的院士评定制度，他们的院士，不过是学会的会员，其学术研究兴趣，源自人类探究的兴趣和社会责任，并不需要国家对其成就进行特别的奖赏。

由此看，不但院士应该退休，院士制度也应做出相应改革。当然，这需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