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耐心和智慧赢得中日关系的良性演变

不是向好，而是向坏。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公开参拜供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这给本就因为钓鱼岛问题而龌龊层生的中日关系，又制造了新的火点。安倍政权完全无视中韩等曾受日本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逼迫美国驻日本使馆也不得不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对（安倍）采取加剧与近邻各国紧张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要想回到平常的国家间关系状态，已经有点困难。自去年12月就任首相以来，安倍本人及其政府成员，多次发表不利东亚合作的刺激性言论，在对外政策上也明确以中国为敌，这导致中日首脑已长时间无法会晤，为近几十年来中日关系所罕见。

中日形成目前的僵局，绝非仅仅因为钓鱼岛争端这样的具体事态所使然，而是整个世界、亚洲及中日两国的既往格局发生变动的结果。主要的结构性因素，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实力消长出现明显变动。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与此同时中国却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给各方都带来了明显的不适应。

中日来往的传统桥发生断裂，其影响也不容忽视。有两种力量和要素在以往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人，带有很深的负罪感，因此对推动中日友好不遗余力，现在这一人群基本故去，代之以没有历史感的新一代。另一种是老辈日本人中，即便是右翼团体，很多人都有非常深厚的汉学基础，对中国文化有情感认同，如今随战后日本人纷纷留学美国，这样的人也逐渐稀少，中日间的共同文化基础已严重削弱。

除此之外，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军国主义传统，直到今天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那里仍阴魂不散。日本右翼的政治、军事大国梦即是其体现。

在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右翼欲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形成的东亚政治、安全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特点，是日本借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获得安全保障，而自己则“一心一意谋发展”。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故往战争历史的淡化、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脱离固有框架、不甘受人钳制的意愿开始萌生。近年来美国出人意料出现衰落势头，更强化了这种意愿。

日本右翼当前的种种动作，已经不再简单指向与其他国家的具体事态，而是借由炒作“中国威胁论”、有意恶化与邻国关系，来为全面修改宪法条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第三次开国”铺路。从一年来的动作看，安倍政府已经铁了心，不惜与中、韩等国翻脸，也要使日本“变身”。日本重新武装、将外交问题军事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危险的，逼迫中国不能不着眼最坏的情况，防范一切可能出现的不测。然而，中国又大可不必随安倍的步调起舞，在做好充分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之变的同时，又要从长计议，把注意力更多放到不断养蓄实力、积势催变，尤其是要努力拉大对日本的军事、科技和经济领先优势。

中国不必寻求压垮日本，而是要把日本逼上谈判桌。在未来的东亚事务中，中国、美国和日本都仍将是重要的参与者，然而，中国在该地区的权重会日益加大，对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不断增强，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日本要逐渐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则不妨通过东亚的、环太平洋的种种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安排，将日本的未来前途和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纳入到复杂的国际网络中予以保障。

中国不能容忍他国对其权益和尊严的任何侵犯，也会充分考虑他国的利益与关切。安倍政权当前有意恶化中日关系，实属不智。中国在防范出现最坏情况的同时，仍有极大的空间，以不同于日本右翼的战略胸怀，展示推进中日关系良性演变的耐心和智慧。这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以时间积累时机、赢得中日关系的良性演变，还须培养两国间更多的共同性。2007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新生的密切经济纽带即是其一。双方民间往来的愈益繁复同样是有利资源，常居中国的日本人近年仍在增多，而去日本旅游的最大人群，则来自中韩两国。中日关系在暗流涌动之下，仍有圆融因素存在。

程亚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