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养老金困境”还得靠改革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透露，2013年底全国老人数量达到了20243万，占总人口的14.9%，预计2023年将达到3亿，2033年超过4亿。

明天，谁来为我们养老？是否会老无所依？未富先老，是中国人面临的挑战，也总能触动公众的神经。近期公布的2014年全国社保基金预算情况，就引发各方关注。有媒体据此自行计算，声称今年养老保险可能收不抵支，当期“亏空”将达1500多亿元。尽管这种分析是将财政补贴剔除之后得出的哗众取宠的结论，但必须承认，全民养老的压力客观存在。作为养老保险的三大组成部分，单位缴费主要用于现收现付，经济增速的回落让“现收”逐步缩紧，人均寿命的提高让“现付”不断扩张；个人缴费账户则由于历史因素，短期内难以做实；至于财政补贴，已经占到了养老保险总额的14%，加之养老金的“十连升”，再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

一边是支出的巨大责任不可推卸，一边是收益的渠道来源难以拓展，养老改革应如何推进，才能实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系统地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一“减”一“加”是治本之策。减的是支付压力，包括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特别是“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的是收入来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彩票等专项收益，以及“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也就是俗称的“养老金入市”。

然而，一提“延退”“入市”，似乎便成了敏感词——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还不让早点歇歇吗？老人不腾位子，年轻人该怎么进步？再有，保命钱怎么能炒股票？赚了还好，赔了算谁的？

这些疑虑不无道理，但误读的成分更多。本报驻外记者的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的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5岁左右，女性在60—65岁之间，我国女职工50岁退休为全世界最早。多数国家都采取渐进方式提高退休年龄，因此，柔性、弹性地延迟退休年龄，应当说是应对老龄化、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的稳健之路。

至于“养老金入市”，不能简单等同于炒股。投向国债、企业债等固定收益产品，也是对发展红利的分享。如广东试点经验是，投资运营1000亿元的累计收益接近百亿元，跑赢了CPI也远超保底预期。证监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养老金均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些道理，人们可能一时不理解、不适应，改革者对此必须有所担当，既要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做好思想工作，更要靠看得见、实打实的利益来引导。比如说，对主动延迟退休者，适当提高养老待遇；养老金入市的红利，拿出一部分投向“一床难求”的公共养老设施。当年的新农保，曾让不少农民兄弟观望，正是多缴多得、多缴多补的甜头，最终使“上车”的人越来越多。

从方法论上讲，也启示改革者，不仅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还需要有效回应“未得利益”的关切；不仅要改革久遭诟病的养老双轨制、统筹好畸轻畸重的各地养老金，更需要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延迟退休的好处、养老金入市的回报。只有将改革的“动能”化为发展的“势能”，让大多数人见得到改革的红利，好事才能办好，实事才算办实。

养老改革，涉及民族的孝道、收入的稳定、分配的公平，全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年来，从养儿防老到社会互济，从大包大揽到市场运作，养老改革已经迈出坚实脚步。实践证明，唯有锐意改革、稳中求进，才能走出养老金困境，化解全民养老的焦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