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才能进入公共议程

去年5月“海南校长性侵幼女”新闻曝光，至今已有1周年。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来自5个不同省份的6位妈妈，日前向全国32省市的教育厅、公安厅递交了共60多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她们申请公开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各省市在过去5年内发生了多少起校园性侵的案例以及各案例的处理结果。

去年儿童性侵案频频出现在报章上，给不少人一种错觉：现在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差，“变态”越来越多。但是，同类案例的增多，可能是新闻报道密集关注带来的加强效应，也可能是人们对儿童权益保护越来越敏感的表现。因此，若要真的对儿童性侵状况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衡量，仅靠媒体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关部门机构所掌握的具体数据。如今，6位妈妈申请公开5年来各地校园性侵案总数及处理结果，正是希望藉此让这一侵权情况能为大众知晓，既能令父母提高警惕、有针对性的预防教育，也有利于学校管理者防患于未然。

“海南校长性侵”曝光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曾梳理过近年来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2005年至2013年，统计数量共有40起。性侵案中8成为熟人作案，其中公职人员占45％，年龄超43岁者近7成，施暴者的双重人格现象严重。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12起熟人作案中，有4起揭发时间超过10年，最长的竟然20年后才有警方介入；而在18起公职人员直接实施的性侵害案件中，受害人的数量达200多人。

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例都是情节较为严重，或涉及到特殊身份，这样的统计自然有一定偏颇。然而就是这么小的数量范围内，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和可怕，使人难以想象未有被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况且，公益组织或学者的调查研究，往往只能被小部分受众所知晓，因此尽快把真实的案例数据与分析在社会公开，供监护人汲取经验教训保护孩子，供法律专家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研究社会管理层面的对策，具有重大意义。

无知是最危险的状态。国人历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尤其涉及到这类难以启齿的话题，隐瞒或者不了了之就成了受害者痛苦耻辱，施暴者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让家长知道相关知识与如何应对，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如何自我保护与寻求帮助，这些都必然建立在公众对性侵害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另外，考虑到儿童总是处在成年人的权力控制之下，比如老师、亲长或官员等，如何消除此类权力胁迫的魔影，同样值得深思。

那么，6位妈妈的申请会如愿以偿吗？相对于“国家机密”的说辞，我们也不能忽略更严重的情形存在：职能部门真的不掌握相关信息。不是不能说，而是根本说不出来，拿不能说当借口。一旦公共服务陷入不作为与低效率，怎样填补其中显露的空白地带，就愈显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