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之死与村治之困

河北沧州市侯落鸭村村主任侯志强在村里的暴力生活，堪称中国基层法治疲软的典型案例。据媒体报道，他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委会主任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2012年，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主任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如今，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7月13日《新京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动辄暴力伤民的村主任侯志强，当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谓不大。于此可以说，村民的联名上书，既是求情，更是对“恶霸村长”压抑已久的愤怒的释放。但是，这种民怨和伤害，在悲剧发生之前不但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报警，警方也姗姗来迟。

在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村霸”的生成或许就是一种必然。说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现代乡村之困的一个缩影：乡村青壮年与精英外出，乡村的资源输出减少导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农业税的取消，干部也很少来”。

作恶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铁锹之下，但正如新闻中所示，侯落鸭村的明天会如何，却无人知晓。村主任伤人，并没有有效的基层仲裁组织予以干预调解，每个人唯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而且村民选举被暴力威胁所左右，这说明基层应该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当村民向上级部门反映村主任的恶事，要么被拒绝，要么警方行动迟缓，说明应有的治理触角并没有延伸到乡村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或说丛林地带。因此，一个“村霸”被终结，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铲除，更不意味着应有的基层秩序的回归。

于今，“村霸”鱼肉一方的现象并不少见。且不说那些被曝光的惊人的村干部腐败案例，在这起新闻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见怪不怪”并反问“这样的事情还少吗”的网友也不在少数。如此有违常理的荒诞现象居然普遍存在，无疑是一种深层的警示。在以往谈论乡村的空心化时，我们大多还是指村中年轻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却以更残酷的事实说明，人口空心化随之而来的乡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原有的乡村秩序正被某种灰色化的强权甚至是蛮力取代。

如果说基层自治难以建立和乡村青壮年与精英的流失有关，那么，基层政府对于乡村的“不闻不问”或治理迟钝，则直接对应的是一种乡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渐增加的现实困境。这样一种困境之下，村霸横行，一部分村干部黑化、腐化，乡村治安恶化，就很难称之为意外。比如，据记者调查，涉事的乡镇警力就明显不足，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上的制度性有心无力或懈怠。

随着乡村人口的外迁，以及相关输出型政策或资源的减少，如农业税等的废除，代表着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过时或者说失去了根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新型的治理模式，比如建立有效的输入型制度，比如公共服务政策和对乡村自治的扶持，却又未能建立。处在如此断裂带中的乡村，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乱之中。这其中的关键，仍在于乡村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解决之道，唯有从根本扭转失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从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向农村提供更大的倾斜，为村庄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涵养的资源。一个常识是，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进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难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