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慈善环境

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27亿港元），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据恒隆及哈佛发布的消息，哈佛大学决定将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

查阅最近的媒体报道，没有发现哈佛大学因公共卫生学院被冠名而发生风波，而在2005年，香港大学就曾发生一起冠名风波——香港首富李嘉诚捐款十亿港元给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欲以李嘉诚名字命名医学院以表谢意。岂料事件引发连番风波，30名港大医学院校友联署反对港大将医学院以李嘉诚名字命名，并斥责校方出卖港大传统。当然，最终香港大学医学院还是更名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相比香港地区高校来说，内地对捐赠冠名更为敏感，不少舆论对于学校接受大笔捐赠，然后回报给企业家冠名总有些“不爽”，认为大学充满铜臭，败坏学校的清誉，捐赠者也不纯粹，捐就捐，何必要留名。这或多或少对内地高校开展捐赠有影响。内地高校要拓宽社会捐赠，必须有主动开展募捐、用好募捐资金的管理机制，同时需要良好的社会教育慈善环境。

大学的荣誉，不是来自拒绝社会捐赠，恰恰相反，只有通过扩大办学资金来源，才有更大的财政独立性，才能树立学校的声誉。国外私立大学将向社会募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不但因为私立学校获得的政府投入较少，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办学模式；而公立大学，虽然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学校办学，但由于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要完全避免政府对学校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扩大自筹资金的比例，才能更自主地办学。

所以，开展社会募捐，并在募捐过程中回报给捐赠者学院、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项目等冠名，不是让学校充满铜臭，而是展现学校的办学活力，更营造教育慈善的氛围。哈佛、耶鲁、杜克都是以当年的捐赠者命名，学校的校名就是一个社会捐资办学的故事。这是我国需要形成的教育慈善环境。如果不拓宽学校办学资金来源，学校的办学经费只有依赖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提高学生学费，显然增加学生负担，而过度依赖政府拨款，就很可能以损害学校的财政独立性为代价。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在募捐时可以无视社会的忧虑，而应该完善学校治理机制。首先，在接受捐赠时就向师生交待捐赠资金的用途，以及回报给捐赠者的冠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其次，要让社会公众看到获得的社会捐赠都用到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中，与此同时，捐赠者并没有通过捐赠干涉学校办学。

哈佛大学接连获得大笔捐款，这也可称为捐款的“马太效应”——一校获得的捐款越多，捐款使用效果越佳，越容易获得新的捐款。教育慈善者在捐款过程中不会出于同情办学的“弱者”而捐款，而会关注学校是否重视捐赠、是否有把捐赠用好的机制，假如学校本身就不重视捐赠，获得捐赠之后资金使用不透明，捐赠者时常担心捐赠资金被挪用、侵占，出于良好意愿的捐赠引出各种争议、纠纷，有谁会向这样的大学捐赠呢？

熊丙奇（上海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