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亟需交往“新秩序”

近日郑州市发生一桩所谓“气大丢命”的悲剧：一辆公交车上，一老人要求一小伙子让座被拒，双方发生争吵，老人遂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不成想心脏病突发，倒地死亡。

这注定将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拒绝让座的年轻人与“气大丢命”的老人，到底孰是孰非？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高叫“老天有眼”。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声称：“这个老人，死于扯蛋的提倡让座口号。不让座，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了几百次了。”一位国内知名律师则态度犹疑，一边在微博中表示“年轻人还是让让座”，一边又跟帖说“硬是死成了一个笑话”。

抛开就事论事，换一个更宏观的视角，这其实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里行为伦理与交往理性的问题。在城市空间中，汽车与行人、吸烟者与不吸烟者、广场舞大妈与居民等等，都构成尖锐矛盾，形成此起彼伏的冲突。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居民越来越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有人说城市公共空间在缩小，也有人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在扩大。说公共空间在缩小，是因为汽车挤占了越来越多的街道，小区向非业主关闭，人们越来越不得其门而入。说城市公共空间在扩大，人与人之间既有主动型公共交往，还有被动型公共交往，而其“外部性”明显增强。一群打陀镙、挥钢鞭锻炼身体的老人，一堆跳广场舞的大妈，可以使成千上万人“被卷入”其中。

但中国虽然具有五千年历史，但公共空间与公共交往迄今发育滞后，社会上缺乏公共交往的知识、伦理、理性与规则。一位在华日人观察中国，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个个把自己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却在公共场合不那么讲文明礼貌？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觉得公共空间不属于自己，缺乏维护公共空间秩序感的公共意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交往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公共空间进进出出，但公共交往知识准备不足，规则意识淡漠，轻则闹出笑话，重则造成人间悲剧。近两年，先是汽车司乘与行人相互指责，继而广场舞大妈引起公愤，内地居民因不讲公德而与港台居民发生龉龃，老少人群之间因为让座问题也纠纷频发，其中既有社会不和谐的色彩，甚至还引发族群对立的后果。

有人乐观地认为，一切都有现成的是非判断标准，执行标准，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比如广场舞大妈要尊重别人的权力，才有跳舞的自由；公汽上年轻人让不让座是一个道德问题，老人无权强求。甚至有人说，郑州那位被打乘客应向“气大丢命”老人家属索赔。

著名的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交往需要的是“交往理性”，必须在摈弃权利和暴力的前提下实现所有交往主体的平等对话，寻求最大共识，从而实现公共交往的价值，这是生活世界的最高价值。在中国，年轻人不给老年人让座，这有违传统道德，将使我们的生活世界冷冰冰，甚至失去意义。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公共空间和公共交往日益复杂，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进入角色。

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还要向生活学习。公共空间与公共交往使“生活世界”比以前更复杂，但这里也需要秩序，需要规则与伦理。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确认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并且勇于创新，建构现代化中国需要的“交往理性”。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