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梦，令人费解的“警惕”

后天，即10月1日，“100哆啦A梦秘密道具博览”在杭州开始为期6天的展出。届时会有很多动漫迷前去观展。如果看展览的人很多，观展热情很高，会不会被人指责为“盲目追寻哆啦A梦”？这个巡回展来杭前，在成都展出时，就有人劝诫过，提醒过，警告过：“国人不能盲目追寻哆啦A梦”；“别让哆啦A梦稀释我们的痛点”；“警惕哆啦A梦蒙蔽我们的双眼”。文章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其背后隐含的极强的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就是：“哆啦A梦带着日本政府柔性推广自己的使命，出现在许多中国城市的街头，展现日本所谓的核心价值——‘尊重和友谊’”。这些论述，看起来都很“正确”，但缺乏确实的依据和说得通的逻辑，令人费解。

日本动漫作品哆啦A梦问世于1969年，被引进中国大陆是1991年，谁能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有没有“极强的政治意义”？真有“极强的政治意义”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3月，日本外务省任命卡通人物哆啦A梦为日本首位卡通大使，任命状上写道：“希望你身为动画大使，代表日本，将日本的动漫文化介绍到全世界，并且让全世界的人更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培养更多的日本友人。”2013年4月6日，东京2020申奥委员会选定哆啦A梦为特殊申奥大使，日本官方表示，“哆啦A梦展现日本的核心价值——尊重和友谊”。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是清楚的：是因为动漫作品哆啦A梦在国外受到欢迎，才有日本政府的任命，而不是相反。如果要警惕哆啦A梦背后“极强的政治意义”，怎么说也应该在这个任命发布之时。等到 “100哆啦A梦秘密道具博览”在鼻子下面热热闹闹开张了，到快结束时才想起要警惕，这警惕性未免太低了一点；自己缺乏警惕，却号召别人要警惕，还居高临下地指责别人盲目追捧，这是很奇怪的。

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性问题：是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唯一授权哆啦A梦形象的代理公司）主动从日本政府那里争取到了“推广”的使命，还是日本政府授意这家公司？争取也好，授意也好，这样重大的行为，总应该相应的文件记录？如果有确凿的事实能证明这个展览带有某种使命，论者不会不拿出来的。“哆啦A梦稀释我们的痛点”显然是一种臆测；这种臆测背后，是一种把商业活动政治化的思维；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别让哆啦A梦稀释我们的痛点”，这个“痛点”，主要是指日本至今没有为侵华战争明确道歉。如果说哆啦A梦会“稀释痛点”，那么，来自日本的、能稀释“痛点”的东西就太多了，中国人到日本旅游，日本的樱花，富士山等，都可能“稀释痛点”。早个二三十年，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等 ，日本影星高仓健，真由美等，都曾经让中国观众着迷，但是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忘记“日本鬼子”——“稀释论”者太小看中国老百姓的爱国心了；也低估了大众的政治理性。

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历史有正确的态度，是解决历史问题的一种努力；除了政府层面的政治努力，文化交流也是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重要途径。即使这种交流对解决两国间的政治对立没有直接的帮助，但若能缓和两国国民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好事吗？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商业往来并不矛盾；将两者对立起来，除了表现自己的怯弱，还有什么别的益处呢？

日本一边任命动画大使，以“展现日本的核心价值——尊重和友谊”，一边对侵略历史缺乏真诚反省，应当谴责的是政治人物的虚伪，应该重视的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拿一个商业展览说事，至少是选错了论述的重心。

总之，这三篇论述，在事实依据方面和逻辑方面，说不通的地方太多，让人无法理解。